唐宪宗去世之后-藩镇为什么会失控 (唐宪宗之死)

唐宪宗刚走没几天，藩镇那边就开始闹腾了，第一个冒泡的是幽州。 唐穆宗派了个文官张弘靖去幽州当节度使。结果呢？张弘靖刚到幽州，当地兵痞子们就不待见他。 为啥？据说张弘靖那副文人做派，把幽州那帮崇尚武力的兵给看毛了。 以前河北的节度使，哪个不是跟着士兵一起晒太阳、淋雨水的，同吃同住。张弘靖倒好，坐个轿子往人堆里一杵，燕地兵看了都直翻白眼。 更气人的是，张弘靖天天摆出一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臭脸，跟人说：“你们能拉两百石的硬弓？顶个屁用，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军营里一听这话，个个火冒三丈。 要是在宋代，文官系统硬气得很，军人们听了这话肯定不爽，但一般也不敢吭声，毕竟那时候“文尊武卑”是主流。军人就是爪牙，天职就是听指挥，见文官得站直了，甚至得装孙子。 还有更损的说法，军人没资格参与军事谋划——你啥时候见过狗和人一起商量怎么打猎的？说白了，军人就是干活的，别瞎掺和。 后来有个叫汪藻的翰林学士，还专门写了《驭将三说》，说见大臣得提着棍子小跑，不能参与谋划，不然就不肯卖命了——说白了，就是让武官当个听话的狗。 但安史之乱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诸葛亮、谢安那些文官，儒雅得不行，手下的武将哪个敢看不起他们？反而看着人家那股子书卷气，武将们自个儿都觉得土。 可这套放到中晚唐，就坏事了。文官本来就压着武官，武官们一肚子火，现在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侮辱人？叔能忍，婶也不能忍啊！ 更让兵痞们不服的是，张弘靖一介书生，不懂战术，却摆着统帅的架子教训身经百战的兵，谁不觉得皇帝瞎了眼？你一个文官，狐假虎威也就算了，还欺负我们这些国家的顶梁柱？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不满攒够了，幽州兵直接把张弘靖给办了。这么一折腾，幽州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着这情况，很多人觉得就是张弘靖不会办事，把幽州搞砸了。 其实吧，这看法太片面了。张弘靖可不是个草包，皇帝派他去幽州，就是因为他以前在河东干得不错，能镇住场子。不然谁敢把他往这种虎狼之地送？ 张弘靖去幽州，说白了就是中央要削藩，得让文官压着武官，把武官的蛋糕分了。这是削藩的必经之路，不然削个屁的藩。 后来宋代削藩成功，就是文官把武官的权力削得干干净净，将领再牛也得被文官拿捏。北宋的狄青，牛得不行，但还是被文官各种拿捏，连个屁都不敢放；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牛上天了，不也被文官整得够呛？韩世忠吓得半隐居，岳飞稍微有点脾气，就直接没了。 可中晚唐那会儿，文官敢这么欺负武官？那是找死。 不是中晚唐的武官觉悟低，动不动就造反，也不是南宋的武官觉悟高，宁死忠君。实在是利害关系不一样。 张弘靖这任务，在当时根本就是死局。 上策：硬刚武官，结果被干掉；下策：向武官低头，回去中央就得被砍；中策：玩平衡，但两边不讨好，大概率也没好下场。他选了上策，凉凉。 政府一看，也不敢替他说话，只能说他办事不力。 幽州一失控，成德也跟着闹起来了。 政府收回成德后，让魏博的田弘正去接管。田弘正想带自己嫡系部队去，政府不让。结果呢？田弘正刚到成德，就被当地兵给杀了。 有人觉得，要是让田弘正带兵去，成德就不会乱了。 问题是，臣子的忠心靠不住。田家在魏博世袭多年，田弘正要是把成德也拿下了，魏博和成德两大军区合流，更难收拾了。 可不让田弘正带兵，他又控制不住成德，最后还是被杀。 这时候魏博的节度使是皇帝嫡系李愬，但看到幽州、成德都乱了，皇帝也不敢用没根基的人了，就把田弘正的儿子田布调回魏博。 田布接到调令，懵了。回魏博吧，怎么干都不对：帮中央压武官？武官能把他撕了；帮武官跟中央对着干？中央能把他全家端了。 最后他想，横竖都是死，不如选忠君。结果呢？田布一屁股坐在中央那边，魏博兵不干了：“你天天为中央着想，刮我们六州的肉去养朝廷，我们有什么罪？” 你要是按河朔老规矩来，我们认你当老大；不然，手里的刀可不认你！ 田布被逼得没办法，自杀了。 前面跟中央对着干的节度使，虽然过得提心吊胆，但好歹还活着；现在选忠君的，直接被逼死了。 田布死后，魏博的大佬宣布：还是按以前的河朔规矩来。 幽州、成德、魏博三大军区又凑一块儿，河朔三镇又恢复了无法无天的样子。 都说唐宪宗的子孙没魄力，守不住削藩的胜利。 可魄力有个屁用？这是烧钱、堆炮灰的事。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打赢了才发现，维持胜利要烧多少钱、死多少人，最后还不是撤了？ 宪宗那会儿，政府是拉满弓的状态，拼了老本削藩。可这种状态，宪宗活着都撑不久，何况他突然死了？ 想稳住胜利，得低成本控制，可当时根本搞不出这种体系。 后来中央和河朔打了六十年，该得到的得到了，得不到的也知道争没用，终于形成了均势。 帝国的主要矛盾，从中央和藩镇，变成了朝臣和宦官斗，朝臣不同派系斗。

唐宪宗死后不久，藩镇就开始失控了，这种失控是从幽州开始的。

唐穆宗派文职官员张弘靖进入幽州担任节度使。但是张弘靖一进入幽州，就受到了当地将士的排斥。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正式记载，这是因为张弘靖表现出的一副文人作派，让崇尚武力的幽州军人看不惯。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

除此之外，张弘靖还总是一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样子，就算你能拉开二百石的硬弓，却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有什么用啊?

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这种论调，如果放在文职系统强大的宋代，军人们听到了虽然也很反感，但是通常不敢怎么样，因为这种论调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军人就是传说中的爪牙，他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文职长官坐在上面，他们只有站着的份;甚至见到文职长官时，必须得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甚至还有一种更具侮辱性的说法，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军事策划与指挥，因为你什么时候见过狗和人一块制订如何捕猎的计划?

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祖宗时，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盖等威之严，乃足相制。又，遣将出师，诏侍从集议者，所以博众人之见，今则诸将在焉。诸将，听命者也，乃使之预谋。彼既各售其说，则利于公不利于私者，必不以为可行，便于己不便于国者，必不以为可罢，欲其冒锋镝，趋死地，难矣。自今诸将当律以朝仪，毋数燕见。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无使参议论之馀，则分既正而可责其功。是三说果行，则足以驭诸将矣，何难乎弭盗，何忧乎遏敌哉!

当然了，这种论调放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军人听起来虽然也很反感，但是通常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诸葛亮和谢安之类的人，都是极尽儒雅风流的样子，而他们手下那些五大三粗的将领，哪个敢因为他们不会武功，就看不起他们呢?

恰恰相反，看着人家那副文人作派，那些五大三粗的军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惭形秽。

问题是，这种轻视军队的论调，放到中晚唐那可坏事了。

文职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军人们本身就已一肚子邪火了，现在听到你再这样肆无忌惮的侮辱军人，真是叔可以忍，婶也不能忍啊。

更主要的是，看着张弘靖一副书生样，不是军人，战术不懂，却居高临下地对待身经百战的将领，谁也感觉皇帝真是瞎眼了，这种人也能当统帅?

现在你狐假虎威，还肆意欺负、侮辱我们这些国家的柱石，真是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

最后，这种不满的情绪不断发酵，于是幽州军区的将士很快把张弘靖干掉了。这样一折腾，幽州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

面对这种事实，我们很容易感觉幽州失控，就是张弘靖处理不当的结果。

其实呢，这大约是站在军人角度上看问题，好像军人并不想造反，只是文职官员在军区胡折腾的过火了。

我们必须得知道，张弘靖是一个资深的干练的军政长官，皇帝之所以调张弘靖到幽州当节度使，就是因为他以前类似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否则，皇帝哪敢随便派他到幽州这种如虎如狼的地区呢?

张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弘靖进入幽州，与军人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张弘靖进入幽州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文人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并且削夺军人势力的既得利益。

这是削藩的必由之路，如果绕过这个过程，所谓的削藩从何谈起呢?

后来宋代削藩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文职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并且把军人的各种权力削夺殆尽。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将领再牛，也会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打压，关键是，打压完了他，他还啥脾气也不能有。对此，都不用说普通将领了，只要看看宋代极具传奇色彩的统帅就可以知道了。

北宋的狄青牛到天上了，而且极具传奇色彩，但是因为他是军人，所以一直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形式的打压、甚至是欺负，关键是，狄青对此一点脾气也不敢有。因为他任何敢有脾气的表现，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即使如此，一些莫须有的流言，也让狄青处于恐惧中不能自拔，因为当朝太祖皇帝就是军人出身，而且篡位当了皇帝;你狄青现在混的这样牛X，会不会有一天向太祖皇帝学习向太祖皇帝致敬。

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牛到了天上，也一样让文职官员欺负的要死要活，韩世忠让欺负后，吓得只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岳飞只是稍稍流露出一点小脾气，当时就万劫不复了。

但是在中晚唐时代，文职官员想这样欺负军人，那真是想找死了。

这绝不是因为中晚唐的军人政治觉悟低，一个不高兴就敢造皇帝的反，也不是因为南宋的军人政治觉悟高，宁死也要忠于皇帝，实在是因为彼此的利害关系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张弘靖接受的任务，在当时环境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的张弘靖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上策，他积极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强势打压军人势力，结果就是与军人矛盾激化，然后让火并了。

下策，就是他一味向军人势力妥协，有意无意成为军方的代理人，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会认为他失职的。如果出现这种结果，他恐怕会死得更难看。

因为张弘靖只是一个文职系统的成员，所以很难得到军人系统积极支持，更主要的是，就算军人系统积极支持他，当皇帝调他回中央政府时，他就敢公然拒绝?

中策，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玩危险的平衡，但是有可能两头不落好。最后，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张弘靖显然选择了上策，结果呢?被幽州军人干掉了。而政府都不敢为他辩解，只能承认这是他工作失职的结果。

幽州失控拉开了藩镇失控的序幕，接下来，成德也失控了。

政府收回成德军区的控制权后，让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接管成德，田弘正接管成德时，一度想带自己魏博的嫡系军队带入成德军区。

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结果呢?田弘正进入成德，很快被失控的成德军人杀死。

面对这种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感觉，如果皇帝接受田弘正的这种请求，成德就不会失控了。

问题是，臣子的忠心是靠不住的。田氏世袭魏博军区许多年，如果田弘正率领魏博军人成功控制成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有可能导致魏博、成德两大军区合流。

问题是，中央政府不让田弘正率领自己嫡系军队进入成德军区，田弘正实在缺乏控制成德军区的能力。

最后的结果，就是田弘正被杀，成德军区失控了。

此时，魏博节度使是皇帝的嫡系将领李愬。

看到幽州、成德先后失控，皇帝也不敢让李愬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在魏博当节度使了。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就让田布回到魏博军区当节度使。

田布是前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儿子，让田布到魏博当节度使，相对更有利于控制魏博军。更主要的是，田弘正死于成德军人之手，田布与成德军区就有不共戴天之仇，从情理上，他当魏博节度使，不会轻易与成德军区合流。

田布接到这个调令，当时就感觉进退失据了。

回到魏博，他应该怎么干呢?好像怎么干也看不到出路啊。

基于军区的利益，田布应该让魏博军区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基于皇帝的利益，田布应该想办法让军区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问题是，哪种选择正确呢?翻开过去的历史，好像哪种选择，也不是万全之策。

田布敢代表中央政府压制军方利益，军区的骄兵悍将可不是吃素的，因为类似原因丢了脑袋的节度使，绝在少少数。

田布敢代表军区与中央政府对抗，从前面发生的一系列事去看，随时有可能让皇帝把他打得哭都哭不出来。因为类似原因死了全家的节度使，好像也不在少数。

经过权衡利弊，田布抱定了忠于皇帝的态度。换而言之，既然横竖都是生死未卜。我为什么不选择忠于皇帝而死呢?

所以，田布回到魏博军区，就坚定的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对此，下面的将士对他自然是纷纷反对，但是田布就是不为所动。

魏博军人看到田布一心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当时就火了。因为你事事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办事，不惜牺牲魏博军民的利益，休怪我们不客气。

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已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

如果你愿意按过去河朔的老传统办事，我们会拥戴你，否则，我们认得你是节度使，我们小弟手中的刀，可真不认得你是节度使!

面对这种困境，田布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前面一系列节度使选择与皇帝对抗，让皇帝打得哭都哭不出来。现在有人选择忠于皇帝，结果都被骄兵悍将逼死了。

关键是，众多壮着胆子与皇帝对抗的人，却又过起了滋润的小日子。

不管田布的选择是否正确，魏博也因此失控了。

田布自杀后，魏博的一位大佬宣布魏博继续按以前的河朔传统办事。

于是，幽州、成德、魏博三大军区再度实现默契，传说中的河朔三镇再度恢复从前无法无天的样子了。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

唐宪宗的子孙无法巩固这种胜利，我们常常认为是他们没有魄力。

问题是，什么魄力不魄力的?这是和钱说话的，这是需要大量炮灰的事。

看到藩镇后来接连闹事，中央政府应该怎么办呢?站着说话不腰疼点，自然是不服就打他，多会儿打服他，多会儿算完。

问题是，这需要无数的钱继续烧下去，这需要无数的炮灰继续堆下去。用玩游戏的心态说，自然是帝国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只要皇帝有魄力，从哪儿弄不出钱、整不出源源不断的炮灰。

当你处于皇帝的位置上，恐怕也会选择妥协的。

唐宪宗削藩的胜利，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那如同美国打败了伊拉克，也接管了伊拉克。但是结果呢?却发现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想维持这种胜利，还需要烧数不清的钱财、输送数不清的炮灰，于是经过一翻博弈，美国终于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了。

如果用大道理去掉，美国家大业大，拼着烧掉一大笔钱，拼着牺牲几十万士兵，就没有打不服伊拉克的道理。

问题是，谁敢这样扯，美国人民能把他祖宗骂得活过来。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没有敢说，前总统英明神武一通软硬兼施，成功打服伊拉克。更没有人说，现任总统窝囊废一个，因为人家把伊拉克都打下来了，你却白白扔掉。

宪宗时的成就并不能持久，因为那是在政府完全拉满弓的状态下打出的成绩。这种状态，不要说宪宗突然死了，就是宪宗活着，它也是难以一直保持的。

政府想稳定这种成绩，必须得建立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控制体系，否则，这种成功永远只是暂时的。而在当时，似乎是无法构建起这种体系的。

经过多年的博弈，中央政府与河朔的博弈，中央政府输多赢少，所以只能接受河朔地区的特殊性，当然了，接受这种特殊性，对大唐帝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大唐帝国的统一、稳定并不会因此受到破坏;大唐帝国相关地区的边防安全，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既然如此，

其它藩镇呢?与中央政府的博弈，通常是输多赢少的，而且结果也是很惨的，所以他们普遍不再敢和河朔地区攀比，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与地方军区的冲突，终于不再是帝国的主要矛盾了。

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央政府地方军区经过六十年的反反复复战争，彼此该得到的，大约也算是得到了;得不到的，知道再争下去，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于是中央与地方军区渐渐形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某种均势。

从此以后，帝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朝臣、宦官集团之间，朝臣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