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年夏天,黄梅戏团在安庆老城的戏院里排练《碧玉簪》,台上锣鼓声一响,整个院子都像是被唤醒了。那天我坐在说真的一排,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戏票,票角已经磨得发白,像是被无数双手摩挲过。我本不该来听这场戏的——我是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平日里只教课本里的古文,连“碧玉簪”三个字都得翻字典。可那天,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曾听她讲过一个关于“碧玉簪”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子被误会、被陷害,说真的用一把簪子,把真相从尘封的岁月里重新挑了出来。那年我十岁,外婆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青瓷簪子,说:“这簪子是老祖宗留下的,是碧玉簪,是姑娘心上最贵的东西。
她说话轻声细语的,像是风吹过稻田。她说,这簪子不是用来装饰的,是她向来信守的“信物”。若是女子真心待人,就该把簪子戴在头上,即便遭遇误解、被赶出家门,也得保留它,等待真相归来。后来外婆去世,簪子也没了。可她始终记得外婆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叫“王玉簪”的女子,因误会丈夫通奸而被赶出家门,含冤而终,只留下一把碧玉簪埋在村口的梨树下。几十年后,一个书生偶然挖出簪子,认出是当年的遗物,才明白,那不是通奸,是误会,是命运的错位。
我倚在戏台边,看着台上演员换装,裙摆轻扬,似一缕飘逸的轻烟。她唱着《碧玉簪》,声音婉转悠扬,可我忽然间,觉得这并非一场戏。那曲子仿佛带着无尽的哀愁,叫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她唱的“我心如明月,不染尘埃”,让我想起往日的点点滴滴,竟有些恍惚。那夜的《碧玉簪》,我跟着唱跟着 empathy,跟着回忆跟着感动。她叫王玉簪,是个才女,原本是个大家闺秀,可因丈夫李秀才被诬陷通奸,被逼离家,独自在乡间流浪。
她没有哭,没有怨,只是把那根碧玉簪藏在枕头下,日日擦拭,像在等一个能听懂她心声的人。后来,她遇到了一个书生,叫刘国平——这个名字,我一听到,心头猛地一震。刘国平?我怎么这么熟悉?我翻了翻自己旧书柜里那本《黄梅戏人物志》,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刘国平,1938年生于安庆,幼年家贫,曾为戏班杂役,后自学黄梅戏,一生痴迷《碧玉簪》,晚年自编自演,称‘一簪一世界’。
我愣住了,原来看来这人真的存在,不是传说。他不是演员,是“活的戏”。他一生只演《碧玉簪》,从不演别的戏。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痴了。
那年冬天,我带学生去安庆采风,偶然在城郊一间老宅里,遇见了他。那房子破旧得像被风吹过的纸,墙皮剥落,屋檐下挂着几串风铃,风吹过,叮叮当当,像在低语。我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张木桌,桌上摆着一把碧玉簪,青绿泛光,像是从水底捞上来的。刘国平坐在角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拿着一把旧胡琴,正轻轻拨着弦。“你也是来看《碧玉簪》的?
他抬头,眼睛虽不大,却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我微微点头,说道:“小时候,外婆给我讲过这个故事,说那簪子是信物,是心灵的见证。”他露出了略带苦涩又甜蜜的笑容:“是啊,信物。你知道吗?我这辈子,为了一把簪子,活了八十年。”
我问他:“为什么你只唱这一个故事?”他放下胡琴,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把簪子,轻轻地抚摸着它,说道:“因为这把簪子,是我十七岁那年从母亲手中接过的。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病得很重,我每天夜里守在床边,为她熬药。她临终前,把这簪子交给我,并嘱咐说:‘孩子,如果你被人误解,记得这簪子。它不是用来装饰的,是用来证明的。’”
’” 我心头一颤。“后来我去了戏班,学戏。我唱《碧玉簪》,不是为了取悦观众,是为了告诉世人——有些误会,不是因为恶,而是因为不懂。有些女人,不是坏人,只是被命运推着走。她们的痛,是无声的,是藏在枕头下的,是藏在眼泪里的。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说:“后来我结婚了,妻子是一位教师,她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不过有一次,她突然告诉我,我常常在夜里偷偷看那把簪子,好像在等什么人。我说那只是我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她不相信,说我怪怪的。后来她走了,留下一封信,信上写道:‘你只记得过去,却忘了现在。’”
’” 他低头,手指轻轻摩挲簪子,像在抚摸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执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我不是在等一个真相,我是在等一个理解。我唱《碧玉簪》,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是为了告诉所有被误解的人:你不是错的,只是被世界误解了。” 我问他:“那现在呢?
你还唱吗?” 他抬头,目光清澈:“每天晚上,我都会唱一遍。不为观众,不为掌声,只为那根簪子,为我娘,为那个被误会的姑娘——王玉簪。” 我忽然想起,那天在戏院里,演员唱到“我心如明月,不染尘埃”时,台下有位老妇人,悄悄抹了眼泪。她站起身,把头转向我,说:“我女儿,就是王玉簪。
我怔住了。她继续说:"我女儿年轻时被丈夫诬陷,说她和别的女人有染。她没有解释,只把那根碧玉簪藏在床底。后来她病重,临走前说:'这根簪子,是我一生最亮的光。'"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原来这把簪子不是戏里的道具,而是无数女人心里的灯。那天晚上,我问刘国平:"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把簪子会被重新发现?"
” 他笑了,说:“有啊。我每天都在等。等一个懂的人,能听懂这根簪子里的沉默,能看见那句‘我心如明月’背后,是怎样的痛与坚持。” 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叫《一把簪子,半生痴》,发在本地文化杂志上。没想到,几天后,有人来信,说他们村的祠堂里,挖出了一根碧玉簪,和刘国平说的一模一样。
信里附了一张照片——簪子在阳光下泛着青光,旁边是一块旧木牌,上写:“王玉簪,1912年,葬于村口梨树下。” 我翻出那本《黄梅戏人物志》,在刘国平的条目下,看到一行小字:“1983年,刘国平在安庆老戏院自编自演《碧玉簪》,全场观众无一不落泪。演出后,他将簪子交予当地文化馆,说:‘它不该是遗物,它该是信物,是给后来人的。’”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戏,它是一场无声的传承。那年秋天,我再去老宅,刘国平已经不在了。
屋子里只留下那把碧玉簪,静静躺在木桌上,像在等待下一个懂它的人。风铃还在响,叮叮当当,像在说: “你不是错的,只是被误解了。” “你心里有光,只是没人看见。” 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没有动。直到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黄梅调的歌声——是孩子们在唱《碧玉簪》。
那声音清亮,像清晨的露水,像村口的梨花,像一个被遗忘的梦,终于在风里重新醒来。我站起身,轻轻把那把簪子拾起,放进包里。我知道,它不会只是属于过去,它会属于每一个在黑暗中,还相信自己值得被理解的人。后来,我教学生写作文,总喜欢讲这个故事。他们问我:"老师,为什么是"碧玉簪"?"
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验证的。它不耀眼,却比黄金更贵重;它不说话,却比千言万语更真实。有一次,有个女孩问我:老师,如果我被误解了,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她,跟你说,你要像王玉簪一样,把那根簪子戴在心里。就算没人看见,就算没人相信,你也要明白——你的心是干净的,是明亮的。
她轻轻点头,眼中闪烁着光芒。我突然明白,刘国平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用一生的时光,将一个被遗忘的真相重新带回人间。那天,我站在戏院门口,寒风呼啸,吹得戏台上的灯笼摇曳生姿。我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听见一声清脆的童音从远处传来:"我心如明月,不染尘埃。"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小女孩身着红裙,站在台阶上,轻声吟唱。
她手里,也有一根碧玉簪,青绿如初,像从走来。我笑了,像当年外婆那样,笑得轻轻的,像风吹过稻田。我知道,这故事,还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