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唐朝赋税制度的变迁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化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租庸调制，唐朝的赋税制度，主要收谷物、布匹，或者让老百姓服役，这玩意儿得靠均田制才能推行。按规定，凡是分到地的老百姓，不管家授田多少，都得按丁交定额赋税、服徭役。租庸调离了均田制就玩不转，武周后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兼并又厉害，公家没地分了，男丁分的地不够，还得交那么多租庸调，农民扛不住，只能逃。安史之乱后，朝廷开销更大，唐德宗年间就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主要收银钱了。

1.实施背景

617年秋，隋炀帝的姨表兄弟李渊在太原扯旗反隋，很快占了关中。次年五月，李渊废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当皇帝，建了唐，定都长安。从618年李渊建国，到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这289年，政治、经济、文化都搞得风生水起，成了当时世界上顶牛的国家。而赋税政策，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这一变，在中国古代赋税史上可是个大事件。

2.租庸调制的实施与崩溃

唐朝刚建立那会儿，统治者还算爱惜民力，但天下一统后，为了享乐，就开始大兴土木，老百姓的劳役又重了。租庸调制里，成年男子是主力：每年交粟二石，叫租；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调；还得给政府服20天徭役，叫正役。要是政府当年不用你服役，可以交绢或布顶替，这叫“输庸代役”。从税额看，唐朝农民比隋朝轻松不少。

其实租庸调不是凭空来的，是跟均田制绑一块儿的。均田制最早北魏就有，后来西魏、北周、隋、唐都沿用。唐朝规定，成年男子授田100亩，残疾人、寡妇也能分点地。丁男分了地，就得交租庸调。这里面，官员和出家人不用交，算特权；残疾人、寡妇这些弱势群体，国家也照顾。这制度既保证了朝廷收入，老百姓还能用钱抵劳役，人身束缚松了点，对前期经济发展挺有帮助。

唐朝刚建立时，收拾了隋末烂摊子，政府手里荒地多，均田制和租庸调推行得还行。虽然均田制限制土地买卖，但对豪门大族来说就是张废纸。局势一稳，权贵就开始抢小农的地。官员授田那条规定，其实也没真搞，官员数量多，地又少，他们基本都是兼并或抢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地少了，租庸调却一点没少，扛不住就只能逃。

而且，均田制下，老百姓不光要交租庸调，还得当府兵，打仗戍边。府兵平时种地，打仗当兵，既是兵也是民。唐朝初年，府兵地位还行，能靠战功当官，但后来上升渠道被权贵堵死，地位就下来了。加上均田制破坏，打仗的装备物资自己扛不住，为了逃兵役，农民往不用当兵的地方跑，逃得更厉害了。

3.两税法的颁布施行及优越性

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平叛、维持开销，加了一堆税，搞得“科敛之名凡数百”，但经济还是没起色。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搞改革，把租庸调和各种杂税合并成两税法，分夏秋两次收，主要按财产多少征税，不再按人头了。

两税法最关键的是“量出制入”，朝廷先算好一年要花多少钱，再定总税额，各地按分配的数收。以前只有本地土著才交租庸调，两税法下，外来户也得在现居地登记，按家里财产多少交税。没固定住处的商人也别想跑，由所在州县按收入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两税法比租庸调强多了。首先，租庸调按人头收，两税法按财产收，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了点。其次，租庸调不管家里穷富，交的都一样，不合理；两税法后，没地的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贫富负担总算没那么悬殊了。再有，租庸调时，逃亡的客户不用交税，两税法只看财产，纳税范围扩大了，朝廷收入也多了。

不过两税法刚推行时，朝廷说以后不加税，税外加征要治罪。但“量出为入”的旗号下，朝廷老在两税外立名目，百姓负担没轻。而且，两税法后，交的从实物变成了银钱，出现了“物轻钱重”的现象。老百姓把东西换成钱，不光要承受物价跌，还得被商贾坑，负担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