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刘晏为唐朝做了哪些财政改革 (对后世有哪些认识)

刘晏这人，唐代出了名的理财高手。安史之乱后，大唐快散架了，国库空得能听见回声，老百姓饿得啃树皮，就靠着他一条条把经济线给拉回来了。几十年如一日，愣是把个烂摊子给盘活了，堪称大唐经济界的顶梁柱。

《三字经》里还提过他呢，“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七岁就神童，但这还不是他最牛的地方，真正让历史记住他的，是他给大唐搞经济的那套本事。

刘晏熬过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一直管着国家的钱袋子。安史之乱后，国家破破烂烂，粮价贵得跟金子似的，饥荒遍地，眼看就要出乱子，这重担就落他肩上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古人也懂。不过唐朝那会儿的“路”，主要靠水路——漕运。安史之乱后，漕运乱成一锅粥，河道堵，粮食运不进关中，粮价飞涨，老百姓快饿肚子了，这能不乱？刘晏这时候就被推上来了。

764年，代宗让他管漕运。他第一件事就是清河道，让南方的粮食能运到北方。以前运粮船一口气从江南跑到长安，河道情况复杂，经常翻船，粮食损失不少。刘晏想了个招，学裴耀卿的老办法，但改得更彻底——把全程分成四段，每段用专门的船，江船不进汴水，汴船不进黄河，河船不进渭水，这样船就安全多了，运粮效率噌噌往上涨。

光有船还不行，得有人运啊。刘晏觉得，运粮的人得靠谱。他让军士来运，十船一队，军官押运，粮食有没有损失，直接跟军官的升官发财挂钩，谁敢不小心？船工呢，以前是硬摊派的活儿，刘晏改成高薪雇佣，还专门建了十个造船厂，一艘船花一千串钱（其实成本才五百串），有人骂他浪费，刘晏说：“人家得先吃饱穿暖，才能给你造结实船啊。”后来他一死，别人砍预算，船越造越烂，粮运直接停了，才明白他当初多有远见。

这么一整，每年几十万到一百万石粮食顺着水路运到长安，关中的粮食稳了。第一船粮到长安时，皇帝高兴得亲自跑城外接，拍着刘晏肩膀说：“爱卿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啊！”

现在人都说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实古人也懂这个，马克思不也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嘛。但收税这事儿，关键是怎么收。刘晏的理念就俩字：养民、取巧。

啥叫养民？先把人搞多，把蛋糕做大。刘晏说“户口多了，税收自然就广”，所以不靠加税，靠让大家休养生息，多生娃，多干活，税源不就来了？他当转运使那会儿，全国才两百万户，后来涨到三百万，收入也跟着翻倍，就是这么个理儿。

啥叫取巧？不直接收现金，从商品里扣。盐这东西，老百姓天天要，那就从盐价里收税。他搞“官收商销”，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盐官，盐官把盐卖给商人，商人爱运哪儿运哪儿，政府不瞎掺和，市场自己调节。偏远地区商人不去？政府自己运过去存着，盐价高了就卖库存，这叫“常平盐”，既稳了价格，政府也赚了钱。一开始盐税才四十万串，后来涨到六百万串，国库鼓了，老百姓也没觉得多掏钱，史书都夸他“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刘晏还明白一个道理：中间商不能赚差价，但市场得有人管。盐官太多，老百姓就遭殃，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盐官，其他地方让商人自由跑。商人趋利，偏远地区不去？政府就自己运，盐价涨了就卖库存，平抑价格。这么一来，政府有钱赚，老百姓有盐吃，双赢。

赈灾这事儿，刘晏也有自己的一套。他不主张白给粮，说“会治病的医生，不等病人病入膏肓才动手；会救灾的，不等老百姓饿到绝境才赈济”。灾荒来了，他先减税，然后平价卖粮，用“常平仓”调节市场，既救了急，又不让国家亏太多。这经济思想，在当时可算超前了。

刘晏刚当转运使时，全国才两百万户，财政收入四百万缗；到他干到779年，户口涨到三百万，收入一千三百万缗，盐利占了一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能缓过劲儿来，他功劳真不小。

这人啊，就像他自己说的，“钱就跟地上的流水似的，就看你怎么捡”。他愣是把商品经济这套玩明白了，还搞出了“水上高铁”——专业的漕运队伍，把粮食从江南运到长安，四十天就到，以前得八个月。均输法让他给用活了，桑弘羊首创的均输，他用在水运上，解决了长安的米贵问题，还培养了一帮专业船工，相当于古代的物流巨头。

盐政改革更是他的手笔，以前政府统购统销，盐价高得离谱，机构臃肿，开支大。他改成“民产官收商销”，盐官少了，盐价下来了，市场活了，税收还翻了好几倍。常平盐制度，跟现在的储备粮差不多，丰年收粮，荒年卖粮，稳得一批。

刘晏这人，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知道实实在在把经济搞上去。他主张“理财须以爱民为先”，通过休养生息，让大家有钱赚，国家才有税收。这种“放水养鱼”的想法，在当时可不多见。他搞的常平法，不光管粮食，还管各种商品，全国建仓储，设“经济情报员”，随时掌握物价动态，贱买贵卖，既平抑了物价，又给国家创收。

救灾的时候，他也不搞大水漫灌式的赈济，怕老百姓产生依赖。他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让大家自己干活，国家在旁边搭把手，灾年减税，平价卖粮，这样既救了急，又不伤生产积极性。他在各州县存了三百万石粮食备荒，这心得多细。

刘晏的经济思想，说到底就一条：顺着人性来，让市场说话，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别瞎添乱。他让大唐在安史之乱的废墟上，又活了过来，经济慢慢恢复，百姓也能喘口气。这样的人，放今天，也是顶级的财经大佬啊。

回头看看刘晏的改革，漕运、盐政、常平，哪一项不是切中要害？他不是那种拍脑袋决策的官员，而是实实在在调研，找问题，对症下药。河道不通就清河，船不行就造好船，人不行就高薪雇佣，市场乱就设常平仓。一步步把大唐的经济链条重新转起来，这份本事，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他最厉害的，可能是那种“看不见的手”的意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起作用，政府当个守夜人就行。盐商自由运销，政府只在关键时候调控，既减少了腐败，又提高了效率。这种思想，比西方亚当·斯密早了好几百年呢。

刘晏去世后，他搞的那些制度慢慢被废了，唐朝的经济又乱了。但他的故事，还有那些经济智慧，一直被后人记着。一个能在乱世里把经济搞明白的人，确实值得好好说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