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统治期间采取了什么策略-宋太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 (他的统治被称为)

作为开国君主，宋太祖在统一大局差不多定下来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忘乎所以。平了南方那些国家后，各地的金帛财宝就哗哗地往东京运，宋太祖把这些都当作战备物资，全收在内库里，自己从不乱花。他这人吧，喜欢射猎和踢球（那时候叫蹴鞠），刚当皇帝那会儿，手痒得不行，老叫上几个手下一起玩。下面咱就聊聊他这几件事儿。

有一天，宋太祖在后苑射鸟呢，有个大臣跑过来说有急事求见。太祖接过奏章一看，哎，也不是什么马上就得办的事儿，当时就有点不高兴，训了那大臣几句。结果那大臣还挺犟，回了一句：“奏章里的事吧，也不是非得马上办，但总比射鸟要紧点儿吧？”太祖一听更火了，顺手抄起一把玉斧就扔了过去，正好砸在那人嘴上，门牙掉了两颗。这人也没吭声，就跪地上，把捡起来的牙齿揣怀里了。

太祖问他：“你想拿这个去告我啊？”那人说：“哪敢啊！不过您现在是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记着呢。”太祖一听，愣了一下，对啊，当皇帝的，说啥做啥都重要，赶紧把人扶起来，道了歉。打那以后，他慢慢就把射猎和踢球的爱好给戒了。

宋太祖这人挺明白，得人心才能得天下。他在位的时候，搞了个“布声教”的策略。说白了，“布”就是多施点恩德，“声”就是该立威时就立威，恩威一起用。

他特别会拉拢人心。陈桥兵变后，太祖刚进皇宫，看见个宫女抱着个小孩，是周世宗的儿子。他问旁边的赵普、潘美这些人，这孩子咋办。赵普说斩草除根，潘美在旁边不说话。太祖问他，潘美还是不敢吭声。太祖说：“咱把人家的皇位夺了，再把他儿子杀了，我这心里实在有点过不去啊。”潘美这才说：“我也在世宗手下当过官，让我劝您杀这孩子，我对不起世宗；不劝您杀，您又可能觉得我不忠心。”太祖摆摆手：“你把这孩子带回家，当自己侄子养吧。”

有次宋太祖办国宴，前朝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在席上大吵大闹，有人劝他收敛点，他突然跑到皇帝屏风前大哭起来。太祖也没生气，让人把他扶出去了。有大臣说，前朝遗臣在宫里哭，肯定是思念周世宗，得治罪。太祖不以为然，说：“王著就是个书生，我了解他的为人，这事儿别提了。”后来王著酒醒了，知道没被杀，从此就死心塌地跟着太祖了。

作为武将出身，赵匡胤知道让士兵抢掠肯定惹老百姓反抗，所以打仗时总告诫士兵别乱杀人。平后蜀的时候，有个叫王全斌的宋将在城里杀了不少人，还让士兵抢东西，结果后蜀老百姓反了，太祖就治了他的罪。

曹彬围金陵的时候，太祖三番五次传旨：“别伤城里的人！”金陵老百姓的命和财产都保住了。平江南的消息传到朝廷，大臣们都来祝贺，太祖却哭了，说：“老百姓以前受割据的苦，我用‘布声教’安抚他们。可攻城的时候，肯定还有人死在刀兵里，我心里难受啊。”

赵匡胤跟少数民族打交道，也用“布声教”。党项族在西北边儿，他们的节度使李彝兴想跟宋朝搞好关系，就送了300匹好马。太祖挺重视，赶紧让玉工打条玉带回赠。他还特意问党项使者：“李彝兴腰围多少？”使者说：“我们元帅腰可粗了。”太祖笑了笑：“哈哈，看来你们元帅是个有福气的人啊。”让人打了条“跟抱着的树那么粗”的玉带。

使者把玉带回党项，李彝兴特别感动，说以后一定效忠宋朝。后来宋军打北汉，他果然帮了大忙。

为了边境安宁，赵匡胤对周边少数民族“好好安抚”，那些不听话的大臣，不管功劳多大，都换掉。灵武节度使冯继老爱抢羌人的羊马，惹出乱子，太祖就把他撤了，换段思恭去。段思恭改了冯继业的毛病，按太祖的意思好好安抚羌人，边境安定了。段思恭也因此得了不少赏。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节度使再像唐朝那样胡来，让宋朝能长久，太祖搞了一堆政治军事改革。“杯酒释兵权”只是个开头，后来又搞了三样主要的改革：

第一，建枢密院。枢密使和副使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权。三衙管禁军，但不能调兵发兵；枢密院能调兵，但不能直接管军队。这样调兵权和领兵权分开了，互相牵制，皇帝好控制军队。

第二，内外相维。把军队分成两半，一半驻京城，一半守各地，但京城军队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随时能平外地叛乱。外地军队合起来又能抗衡京城军队，这样内外互相牵制，谁也别想造反。

第三，兵将分离。用“更戍法”，京城和外地禁军都得定期调动。京城士兵轮流去外地或边境，士兵老换防，就不认得将官，将官也没法在士兵里立威，当然就不能带兵对抗朝廷了。

为了削藩镇，太祖用了“强干弱枝”的办法，主要有：

第一，削夺权力。把节度使兼管的州郡划成京直辖，派文官当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不听节度使的。那些一直占一方的节度使，太祖也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一个个罢免了。

第二，管住钱粮。把地方财权收中央。宋朝在各路设转运使，一路的钱除日常开销，全上交中央。

第三，收走精兵。各州把藩镇里能打的士兵送到京城补禁军，又在地方招壮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全是精兵，地方就剩下老弱病残，编成地方军，没法跟中央抗衡了。

官僚制度方面，削弱宰相权力。太祖刚当皇帝时，宰相奏事还能坐着。有天早朝，他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把奏疏拿上来。”等范、王二人站起来，侍卫悄悄把他们的座位搬走了。之后宰相在皇帝面前也得站着奏事。太祖不光从形式上降宰相地位，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权给三司使，宰相就管民政了。

削弱相权的同时，百官里搞“官、职分离，互相牵制”。比如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当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手，各部门长官互相牵制。宋朝官制里，“官”是品级，领俸禄；“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之类的荣誉，没实权。只有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有实权。任官时职、权分离，名、实混着，谁也没法把权力、荣誉、威望集一身，权力大的不一定职高，职高的可能没权力。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太祖改革了科举考试。宋朝初年，科举范围放宽，不管家里穷富，有文化都能去考。他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防权贵子弟作弊。

太祖还改了重武轻文的风气，刚即位就下令修孔庙，开儒馆，用名儒。针对五代时文教废、学校荒，他拨款修国子监学舍，开学那天还派人送酒祝贺。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后来文教兴盛，科举人多，大批文人进统治集团，文臣慢慢取代武将，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了。

太祖搞的这些改革，让宋朝中央集权加强了。统一安定的局面，给后来经济、文化发展打了好底子，他创的这套办法，成了宋朝后代奉行的“祖宗家法”。

不过，太祖这些防弊、立国的法，也有不好的地方。“杯酒释兵权”让武职官员成了摆设，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防了军队政变，但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造成“冗官”“冗费”越来越多，办事效率还特低。到了北宋中后期，太祖的“祖宗家法”终于让国家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