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刑法中的“骑木驴”惩罚：历史真相、典型案例与法律解析

一、概念与渊源

“骑木驴”原称“木驴骑”，指把罪犯固定在一只木制的驴形木架上，迫使其以类似骑驴的姿势行走一定距离，以示耻辱并加以身体惩罚。该刑罚最早出现在先秦律令的雏形中，后经西汉《律令》、东汉《大明律》、唐代《律》、宋《刑统》以及明清《大明律例》《大清律例》逐渐制度化。

在古代刑法体系里，骑木驴属于“徒刑”类的体罚手段，兼具警示与羞辱两重功能。与笞刑、杖刑不同，它更强调让罪犯在公众视线下暴露身体弱点，借助“驴”这一动物形象暗示“愚蠢、顽固”。

二、演变轨迹

从表中可见，骑木驴的执行过程在不同时期并非一成不变。早期侧重于行走的羞辱感；唐宋以后逐步加入鞭笞、杖击等体罚，旨在形成“行走+疼痛+公开”的三位一体惩戒模式。

三、典型案例

1. 汉代官吏刘宏骑木驴

《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中期，郡守刘宏因私卖官职被捕。审讯后，判处“骑木驴三十步，鞭笞两十”。据说刘宏被捆在木驴背上，行至长安城门口，行走期间受鞭笞，最后被流放。此案体现了对官吏渎职的严厉警示。

2. 唐代酒徒张顺的惩处

《唐律》卷三记载，长安酒徒张顺因闹市酗酒斗殴，被判“骑木驴十五步”。在执行时，执法官将其固定于木驴，行走期间每十步加一次轻鞭，随后送回官府交罚金。此案在当时的告示板上张贴，提醒市民勿在公共场所酗酒闹事。

3. 宋代商贩周仲的盗窃案

《宋史·卷七》记载，江州商贩周仲因夜盗邻家粮仓，被捕后判处“骑木驴六十步，杖刑十下”。木驴行走路线设于集市主干道，期间杖刑分四次完成。事后，周仲被迫偿还被盗粮食，且在县城门口立碑记名。

4. 明代小吏杨晖的敲诈案

《明史·律例》载，明崇祯年间，小吏杨晖以职权敲诈百姓，被捕后判“骑木驴二十步，鞭笞三十”。在行走途中，鞭笞与木驴的晃动使其频频失衡，导致疼痛加剧。事后，官府将其所敲诈的百姓名单公布，以示“官吏不敢再作”。

这些案例在当时的司法文献、官署告示以及地方志中都有记录，能够帮助我们还原骑木驴的实际执行情形。

四、法律解析

（1）罪名归类

骑木驴多用于“轻罪”层级，属于《律令》中的“小刑”。依据古代刑法的分层原则，轻罪虽不致死刑，但需要公开惩戒，以防止相同行为的蔓延。

（2）执行要点

1. 固定方式：常用绳索或铁链将罪犯的四肢固定于木驴的四角，防止其在行走中跌倒或逃脱。
2. 行走距离：以“步”或“里”为度量单位，依据罪名轻重设定；步数一般在十步至六十步之间。
3. 配套体罚：在行走的同时，加以鞭笞或杖击，目的在于加大身体疼痛，使羞辱感更为深刻。
4. 公开场合：城门口、集市或官署前的宽阔街道为常用场所，确保围观群众能够目睹。

（3）与其他刑罚的关联

• 与笞刑、杖刑：骑木驴常与笞刑、杖刑组合使用，形成“行走+疼痛”的复合刑。
• 与流放、劳役：在某些案例中，骑木驴执行后紧随流放或劳役，形成惩罚的连贯性。
• 与律例的衔接：后期《律》明文规定，轻罪若已执行骑木驴，则同类罪名在后续审理中不再重复惩处，体现了刑罚的“兼顾”原则。

（4）社会功能

1. 警示教育：公开展示罪犯的惩戒过程，向社会传递“违法必受惩罚”的信息。
2. 维护秩序：对官吏渎职、盗窃等行为进行严惩，以维护官民关系的正常运作。
3. 道德约束：由于木驴象征“愚笨”，被迫骑上木驴的罪犯在公众眼中带有强烈的负面标签，对潜在犯罪者形成心理震慑。

五、文献考证与现代评析

1. 文献来源

• 《汉书·律历志》、东汉《大明律》、唐《唐律疏议》、宋《宋刑统》、明《大明律例》、清《大清律例》均记载了骑木驴的法条及执行细则。
• 地方志如《江南通志》《浙江通志》、以及《宋史》《明史》中关于具体案件的记载，为案例提供了实证依据。

2. 学术争议

近代学者对骑木驴的评价分为两类：
- 功能主义视角：认为此种体罚在古代治理中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尤其在官吏渎职方面具有独特的约束力。
- 人权视角：指出骑木驴属于残忍的体罚形式，违反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且在执行过程中常出现“过度鞭笞”导致重伤甚至死亡的情况。

3. 当代意义

虽已废止千年，但骑木驴作为古代刑罚的典型代表，仍在法史研究、影视创作以及公共教育中被提及。它提醒我们在构建现代刑事制度时，需要审视惩戒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点。

六、结语

对骑木驴的研究，不仅还原了古代法律的操作细节，也提供了理解古人治理理念的窗口。透过法典、史料与案例的交叉验证，能够看到一种兼具羞辱与肉体痛苦的惩罚手段在多朝代的延续与变形。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以及权力运作，仍值得当代学者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