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武将的权力有什么变化-由某家将到某家军 (宋朝武将权力)

今天咱们聊聊南宋那些“家军”的事儿。翻翻南宋的史书，能时不时瞅见“岳家军”“张家军”这种说法，比如《云麓漫钞》里就写了：“人自为法，时有‘岳家军’、‘张家军’之语。”还有“会诸将稍姿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韩家军’、‘岳家军’。”

不光直接叫“家军”，南宋的“部曲”有时候也指这帮“家军”。《要录》里说“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吕祉”，这个“光世部曲”不就是刘光世的“刘家军”嘛。再比如“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健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这么看，“部曲”其实就是各将领手下的“家军”了。

这些“家军”可不是一天两天冒出来的，是借着北宋末年天下大乱慢慢攒起来的，到了建炎、绍兴年间最火，绍兴十一年朝廷收了兵权，才慢慢不行了。在“家军”兴衰的这些年里，虽然各家的兵力有强有弱，地盘也换来换去，但还真有些共同点，琢磨琢磨这些，大概就能明白“家军”是怎么起来的了。

要说“家军”最核心的特点，那肯定是军事属性。

南宋刚那会儿，天天打仗，朝廷没办法，只能大力扶持这些“家军”。可这些“家军”自己壮大起来，也互相抢地盘、挖人，跟仇人似的，互相防着跟防贼一样。这么一来，不光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还让朝廷的战略部署都受影响。

而且这些“家军”跟北宋的“家将”有点像，特别有地域性。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光有稳固的钱粮，还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要害。就像史书里说的：“要之谓韩家军者，今为京口人矣。刘家军者，今为建康池阳人矣。岳家军者，今为鄂渚江陵人矣。”

为啥这样呢？原因挺多，但政治经济因素肯定是主要的。从各军搞营田、控制地方财政的劲头来看，这俩因素作用最大。

“家军”对当时来说，可能是能打仗，但对赵宋皇帝来说，隐患太大了。

这些“家军”搞营田是从绍兴初年开始的，主要是因为军费太贵，朝廷扛不住了，才让他们自己搞。绍兴元年，解潜当荆南镇抚使，一边抓土匪一边搞营田养军队，“以所管五州绝户及官田年来荒废者甚多，乃以便宜辟直秘閤宗纲为屯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朝廷知道了，高宗直接让宗纲当“镇抚司营田官”，后来荆州的军粮基本靠营田，省了一半的县官开支。

朝廷一看营田这么好，就扩大范围，绍兴六年“命五大将及江、淮、荆、襄、利路帅臣悉领营田使。”让五大将都搞营田，这等于在政策上让他们自己管钱、自己握着兵权。

其实，“家军”为了解决军费，早就在搞营田、屯田，还有别的赚钱路子了。不光岳家军，其他“家军”也这样，收入来源五花八门。绍兴十一年秦桧整岳飞的时候，说他不少违规操作，虽然可能有夸大，但能看出“岳家军”的钱不光靠朝廷。《要录》里说：“岳飞顷于鄂渚置酒库，日售数百缗。襄阳置通货场，利复不赀。”这可能是汪叔詹诬陷的，但酒库其他军也有，不独岳家军。鲍琚奏报“岳家军”家底时说，“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收利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共收钱四十一万五千余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这钱可真不少。

最后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家军”打破了北宋武将不能带亲军的老规矩。南宋的将领大多有自己的亲军，当护卫。杨业“杨无敌”虽然是北汉降将，在新朝立了功，但“降将”的身份让他政治上抬不起头，军事上也不能带牙将亲随。杨业为啥被俘？固然有北宋文武失衡的问题，但没亲随护卫，武艺再高也扛不住啊。

北宋防武将太狠，高级将领都不能招亲随。南宋就不一样了，将领们都有亲军，名号不一样，但都挑精锐，不光保护将领，有时也打仗。《云麓漫钞》里说：“韩世忠、岳飞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勇健无比。”其实李显忠、刘光世、吴玠、吴璘都有“背嵬军”，韩世忠最早设的。看来“背嵬军”就是精锐部队的代称，不是韩岳独有。刘光世有“部落军”，张俊有“银枪亲兵”，都说明南宋将领不满足于“亲兵”，得有“亲军”才安心。

这也说明武将的权力结构和想法变了，但也给后来岳飞被害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