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银有什么关系-明朝的覆灭 (与白银有什么关联)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挺厉害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派去浙、闽两省当最高军事指挥官，专门收拾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朱纨这人挺清正的，一上任就收到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理都没理，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沿海的走私贸易给卡死了。 当时整个帝国都清楚，所谓的“倭乱”，大部分是浙闽两省靠海外贸易吃饭的人，只有极少数日本浪人掺和进来，而且这些日本人大多是受雇于中国大海商的。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还动用强硬手段，先后抓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里，直接点名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和“倭寇”勾结。 这么一指控，相当于在浙闽两省的豪强家族里炸了锅。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官场资源，开始反咬朱纨。浙闽籍的言官们纷纷上弹劾奏折，一方面说被抓的许栋、李光头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轻判；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瞎搅和，让皇帝赶紧收了他的兵权。 结果呢，朱纨直接下令把96个被抓的“倭寇”和“海盗”全给处死了。 这下，浙江、福建两省的士大夫吓坏了，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得捏在皇帝手里，朱纨自己杀人，正好给了别人说他谎报军功、越权的理由。 转眼间，“禁海”名臣朱纨，就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挺感慨地说：“去外国盗容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沿海的盗还容易，去中国那些穿官服的盗贼尤其难。” 绝望之下，朱纨喝了毒药自杀。临死前，他无奈地说：“就算皇上不想弄死我，闽浙那些人也得弄死我。” 这算是个时代的悲剧吧。一个清正又有能力的官员，死守一条跟时代脱节的政策（海禁），最后连自己都被时代给吞了。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这下可好，世界上的白银，终于能源源不断地、光明正大地流进中国了。 从这时候起，到明朝灭亡，大概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都系在白银上。 1542年，三艘从日本往漳州跑的商船，半路让人给截了，船上装了整整3000公斤白银。当时在海上来回跑做中日贸易的船，差不多有10到20艘，运到中国的白银至少有20000公斤。 可这些都属于非法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闹得那么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发现了超大的银矿。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就一趟趟往日本九州跑，用东西换银子。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遇上风暴，漂到了朝鲜。朝鲜人问船主跑来干嘛，船主说：“去日本换银子，被风吹到这儿了。” 这说明，中国商人为了换银子，跟日本的海上走私贸易，早就开始了。 有历史学家估算，1540年到1644年这100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共差不多7500吨。 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波托西（现在属于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特大型银矿。之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金融、走私、海盗抢掠、战争赔款等各种路子，不断涌进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流进欧洲的美洲白银，最后大部分都被运到中国，买中国货了。 其中一条路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装着白银，从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果阿港。路上边走边买边卖，到了果阿港又加上从地中海、中东流进印度的白银，再经马六甲运到澳门。然后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买日本、印度、中东、欧洲各地需要的中国货。 光是葡萄牙商船，每年从果阿港运到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到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了殖民首府。之后，美洲白银直接跨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手卖到中国，这就是有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成了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进中国的主要通道。 有研究数据显示，1590年到1644年这50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流进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最后都流进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成世界白银的“吸泵”，把全球巨量的白银都吸过来了。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基本没对手。当时全世界都受益于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看世界，其他国家能卖给中国的货却少得可怜，只能用白银跟中国做生意。史书上记载，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带的货没多少，大部分都是外国银元”。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老说“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大概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保持大幅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吧。 说个有意思的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到中国，英国人挺兴奋，以为这下能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呢，他们一件英国货都没卖出去，光扔出8万枚西班牙银元，装满中国货就回去了。 明朝对外国货没兴趣，但为啥对外国银元（白银）这么感兴趣呢？ 在大量白银流进中国之前，明朝的法定货币早就崩了。 明朝刚建那会儿，法定货币只有铜钱一种。7年后，洪武八年（1375），明朝开始发“大明通行宝钞”，进入纸币时代。 为啥要改铜钱为纸币？ 官方说法有三点：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铜矿不够，老百姓得拿铜器上交国家，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有盗铸铜钱的，扰乱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太重，长途交易、携带运输都不方便。 道理都懂，但明朝发纸币，居然没准备金这概念。 有多少铜钱就发多少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现在这是基本金融常识。可当时，包括最早发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纸一印钱就滚滚来了。元朝灭亡，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 朱元璋大概觉得学宋元印钱挺爽，想印多少就多少，可他压根没琢磨过元朝为啥真亡了，还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把元朝给干趴下的呢。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一发行就开始贬值。 因为贬值控制不住，朝廷就加大发行量，结果贬得更快，这是个死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才发了15年，价值已经跌到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到宣德十年（1435），发了60年，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变成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60年间贬值了1000倍，跟废纸差不多。户部调查后说，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了。 面对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挺奇葩：一开始用权力禁止民间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回收旧钞，但回收时还想用新钞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彻底失败了。 直到大明宝钞发了差不多100年，也就是正统到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彻底绝迹了。这个时间点和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因此灭亡，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有硬通货属性的白银，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基本都用白银收，国家的各项开支，比如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还没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现实中，白银已经成了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明朝的主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能影响帝国安危。但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太少，就算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加大开采，还是远远不够整个社会的需求。 救命稻草就是我前面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的和美洲产的。 这里有个挺巧合的时间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大航海时代也来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但对走私贸易其实是禁而不止，还是有很多沿海人民用中国制造换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里赚得盆满钵满，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的名义被当成了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当浙闽巡抚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开始收紧。不管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抓了在东南海域、日本横着走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等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不仅引起浙闽两省内部反抗，光是明朝货币供给就出问题了，白银紧缺。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快撑不住了，赶紧开放“海禁”和“银禁”，用宽松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还促成了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增强了朝廷财政实力，让它能负担得起后来的“万历三大征”。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隆庆没开关，继续严苛海禁，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不好说。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辩证法说，任何事都有两面性。明朝靠白银续命，最后也因白银而死。 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出来的。 白银有点像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推动整个社会向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地不种粮食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人转行搞纺织生产和贸易。这些地方的人得风气之先，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了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消费观和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这些晚明小说泛滥畅销，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导致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的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君主应该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社会就会乱。 前面说过，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无限制发行崩溃，白银取代它成了主要货币。但中国自产白银太少，明朝政府没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朝廷长期没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默认了它的流通和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白银货币，大量进口白银被外贸巨商掌握，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交给了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早就预见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会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是“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白银货币化趋势，明朝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一倍，从一年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我们写过很多，比如气候、灾害、民变、满洲崛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方向错了。应该说，任何朝代沦丧都是综合因素，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一直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开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后的大航海时代里，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角色。有学者指出，“丝银对流”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跟全世界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靠马尼拉，到1629年只剩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被西班牙人和土著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就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通道几乎全断了。这就是崇祯时期朝廷一直缺钱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是加税。1618年到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应付满洲入侵和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税收从社会抽走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和灾害频发的社会雪上加霜，引发更多民变反抗，明朝一步步走进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本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进地窖，退出流通，像进了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恐慌，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严重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明抢老百姓的白银，当时有人评论：“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到京当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下赤红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穷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