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什么用人特点-宋神宗执政时期下的宋朝是什么样的 (他有什么用?)

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北宋政坛，那叫一个热闹，官员们分了好几拨势力，各有各的活法，神宗皇帝就在这中间玩平衡，整得元丰年间的政治氛围特别有意思。

先说说中书这拨，被后世列入“奸臣传”的五个里，有三个元丰时期受重用还都进了中书，蔡确、邢恕、章惇。蔡确这人，字持正，考中进士后当邠州司理参军。熙宁年间，靠着王安石和邓绾提携，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

熙宁六年正月，王安石跟着皇帝看灯，骑马进宣德门，结果被守门的衙士拦住还刺伤了马。王安石这下火了，先把衙士送开封府，又罢免了个御药院的内侍，可还是觉得憋屈。蔡确看神宗对王安石的强势有点不满，立马上了道奏章弹劾他：

“宿衙之士，拱衙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衙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衙士者十人，自是以后，衙士孰敢守其职哉?”

宋神宗没追究王安石，但对蔡确的话挺满意，从这时候起，神宗就看上蔡确了。元丰元年四月，蔡确知道神宗对御史邓润甫在相州狱的表现不满，就弹劾他欺下罔上，邓润甫被贬到抚州，蔡确顺理成章接了御史中丞的位子。没多久，他又弹劾沈括，说沈括作为近臣，见新法不好不公开说，私下跟执政嘀咕，是想动摇新法，沈括就被贬到宣州了。蔡确这人特别会揣摩神宗心思，老借着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弹劾别人有二心，让神宗更信任他。

元丰年间，王珪和吴充一起当宰相，王珪嫉妒吴充，听了蔡确的话怂恿神宗搞边事，保自己位置，这宰相当得真不算君子。神宗这时候政治经验丰富了，用人手段也比熙宁年间“纯熟”了——当然，“纯熟”是打引号的。这时候王安石和变法派没了，神宗不用再偷偷培养“耳目”“股肱”，可惜他把这心得延续到元丰年了。在他心里，官员才能比人品重要，忠诚又比才能重要，所以蔡确、邢恕这些会拍马屁的小人，能一直待在他身边。

再说说台谏这拨，跟中书那拨小人比，这时期的言官倒是挺“清流”。

神宗挑言官有个大概标准，得像司马光那样。熙宁四年，他对近臣感叹：“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皇帝自己就能少犯错了。”元丰五年，新官制要颁行，他还跟辅臣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司马光当言官，特点就是敢说真话，见识又广，神宗特别尊敬他。熙宁年间，神宗提拔杨绘、刘挚这些人当言官，就是看中他们敢说话。后来他们和变法派闹僵了，神宗没办法，把他们贬到地方。元丰年间，神宗完全掌握变法主动权，言官想用谁就用谁，所以台谏反而显得干净些。

代表人物有邓润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礼这些人。邓润甫，字温伯，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后来神宗升他知制诰。熙宁八年，他和邓绾一起查郑侠的案子，挺得神宗器重。案子过后，邓润甫上奏说：“最近大臣们光顾着互相攻击，这可不是好事，该用些淳厚的人来改改风气。”神宗听了挺满意。熙宁九年，他又上章说该用些旧臣，还说李宪不能当征讨安南的将帅。后来还带着蔡承禧、彭汝砺他们说不该随便搞边事。元丰元年，被蔡确诬陷，丢了御史中丞的位子，贬到抚州。

蔡承禧，字景繁，熙宁八年当上监察御史。他大体上支持新法。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臣，蔡承禧觉得“现在的毛病在于百官不把自己的活儿干好”，朝廷缺“精明强干的人”。神宗又提拔吕惠卿这些小人，蔡承禧觉得更糟，多次上奏神宗不听，自己觉得不适合当言官，请求辞职。

元丰年间，王安石、吕惠卿这些变法派大佬渐渐失势，但新法的主导权其实到了神宗手里，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没受牵连。不过随着神宗对新法越来越保守，原先变法派的骨干比如薛向、李定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被神宗骂或者贬了。

薛向，字师正，军事能力还行，神宗刚继位时他献过西陲利害十五篇，早年和种谔一起招降过横山的蕃部。但他理财能力更强，熙宁初当江浙荆淮发运使，三年权三司使，明堂礼成后升右谏议大夫。不过神宗对他也不完全信任，熙宁四年就说过“向的资质不如罗拯”。元丰元年九月，他和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对吕公著挺恭敬，吕公著对他的印象也好了点。元丰三年，因为反对让百姓养马（说百姓家破人亡），被谏官弹劾“作为大臣，有事不当面说，背后骂人博名声”，神宗觉得他“说话反复，没大臣样”，罢官去颍州了。

李定，字资深，跟王安石学的，因为说青苗法好，被王安石推荐给神宗，当了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他们因为弹劾李定越级上任，都被罢官了。熙宁年间，李定因为不给生母守丧，被士大夫们集体骂，只有王安石替他说话，李定心里不安，辞职了。熙宁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元丰初年，又被神宗重用，一度当上御史中丞。神宗特别喜欢他，说过“听你的话就够了”。熙宁四年，李定也受养马事件牵连，神宗觉得“既然朝廷已经贬了薛向，新法也没改，李定就不敢说话了，一开始就不审慎”，罢了他知河阳。其实神宗最在意的不是薛向反对养马，而是他“论事反复，无大臣体”，说白了就是看不起皇帝。

君主独裁这体制，说白了就是皇帝保住最终决策权，把具体行政权交给士大夫，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结果神宗一个人包揽所有事儿，其实跟北宋搞这体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