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和成吉思汗说了什么-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丘处机和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见了丘处机后，脱口而出一句“神仙”——这词儿，搁在丘处机这种高人身上，估计他本人都未必在意，但却是成吉思汗打心底里发出来的佩服。什么样的人能让成吉思汗这等人物五体投地？更让人纳闷的是，成吉思汗信的是喇嘛教和萨满教，咋就听了这位道教高人的劝，还像突然开了窍似的，有了“回头是岸”的意思？

后来史书里说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成“一言止杀”。这话听着玄乎，但确实有用：让蒙古统治者开始琢磨怎么更人性化地统治，中原经济慢慢缓过劲儿来，民族矛盾也没那么尖锐了。这些软性的作用，再多的刀枪剑戟也换不来。

丘处机19岁就跑去山里学道，拜了王重阳当师父，是后来全真七子里响当当的一个。他待过北京的白云观传道，也在镇平县建过太极观，还在内乡县石堂山的普济宫修行过——现在那儿还有他的修真洞呢。他不仅把全真教发扬光大了，还是龙门派的创始人。不光是高道，这人还情操高，肚子里有墨水，古今事儿门儿清。后来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把他写成个武艺高强、豪爽仗义的道士，这下他可就彻底出名了，连不读史书的人都认识他。

宗教嘛，说白了就是人心里头缺个精神支柱的时候找的寄托。那时候北方大片地盘被金占了，乱糟糟的各种矛盾搅在一起，老百姓日子苦得不行，天天提心吊胆。这种环境下，谁都找个地方躲躲精神，全真教就是这么起来的。丘处机接了他师父王重阳的班，成了全真教的一代宗师。那时候他在江湖上名声特别响，大伙儿都觉得全真道是救星。就连山东那边杨安儿、耿格造反，官府急得团团转，都得跑来请丘处机出面平事儿。

成吉思汗横空出世，一下子把原来的势力格局打乱了，自己手握重兵，一心要统一天下。可常言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他心里也门儿清，得找能人来帮着治理。听说丘处机这人博古通今，本事特别大，就想招他当国师，帮着自己安定天下。成吉思汗两次派人去请丘处机，可人家压根儿不露面，天天在山里待着，谁也不见。

成吉思汗这人求贤心切，非请到他不甘心。1219年，他第三次派了近臣刘仲禄，带着轻车快马和亲笔写的诏书，去请丘处机出山。这架势，跟三国时候刘备请诸葛亮似的，帝王亲自弯腰请高人。成吉思汗这么执着，丘处机终于被感动了。1220年，他琢磨了半天，决定西行去见成吉思汗。这时候成吉思汗正忙着打花剌子模呢。丘处机答应下来，估计也不光是觉得成吉思汗有诚意，他自己心里还有盘算：想借着这机会劝成吉思汗“别打了，求太平”，让他早点儿带兵回去。

丘处机带着18个徒弟，一路往西走，几万里路呢。路上他见人就传道，收了不少信徒。走到现在蒙古国西边的科布多，他把几个徒弟比如宋道安、李志常他们留下，建了全真道观，把全真教的摊子铺开了。不光嘴上讲教义，他还身体力行，一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在中亚的撒马尔罕，他用成吉思汗赏的粮食熬粥，分给挨饿的老百姓。他每到一处，当地的官员都夹道欢迎，招待得那叫一个隆重。

1221年底到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个道人，鹤发童颜，眼睛还是碧色的，瞳孔方方的——这就是丘处机。成吉思汗一看，果然跟神仙似的，高兴坏了，特意让人准备了好吃的，给他搭了帐篷，赏赐了不少东西。

丘处机好几次单独跟成吉思汗在大帐里聊，耶律楚材在旁边记着笔记，后来整理成了《玄风庆会录》这本书。成吉思汗肯定急着问怎么长生不老，但丘处机没直接说。他这一路过来，看到蒙古军西征到处都是残破景象，觉得这跟全真教“不杀生”的宗旨差太远了，就跟成吉思汗说：“想成仙得先积德，得少杀生。您打西夏、金朝是天意，但不能再这么滥杀无辜，事业才能长久。”

成吉思汗又问他怎么治理国家，丘处机说：“得敬天爱民。”他还借雷劈这种事儿，劝成吉思汗在蒙古提倡孝道。特别跟他说：“只有把中原统一了、治理好了，才算真正的大国。要治理好中原，就得爱惜老百姓，让他们能喘口气，休养生息。”

丘处机去大雪山路上，看到蒙古军西征过后，到处都是死人，惨不忍睹。他心里难受，写了两首诗给成吉思汗，其中一首说：“路上全是尸体，人捂着鼻子走，溪水里飘着死人的耳朵，看着真让人心疼。十年了，万里都在打仗，啥时候能撤兵，盼个太平哟。”诗里这情绪，成吉思汗肯定感受到了。至于这诗有没有让他早点儿决定撤兵，那就不好说了。

不过丘处机这人说话实在，又耐心劝导，对成吉思汗触动肯定不小。他这股子高人的劲儿，把成吉思汗迷得不行，恨不能早点儿认识他。成吉思汗高兴地说：“神仙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他把太子和贵族们都叫来，让他们按丘处机说的做，还派人把“仁爱孝道”传遍各地。后来成吉思汗治理中原的政策确实软和了些，以前遇到反抗就镇压，后来改成招安。这些变化，估计跟丘处机的劝告脱不了干系。

没过多久，成吉思汗让丘处机回国，还吩咐文武百官，准备了好酒好菜、稀罕水果，在城外几十里地的地方，夹道给他送行。谁成想，这俩人就此永别了。不过丘处机这些逆耳的忠言，成吉思汗一直记在心里。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在太极宫，被封为“大宗师”，大伙儿管他叫“帝者的师父，天下的教父”，让他管全国的道教事务。

同年，丘处机拿着圣旨，放了三万多个当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还救了不少汉族学者。针对当时宗教之间互相掐架，丘处机主张佛、道、儒三教平等，互相融合。从那以后，全真教火得不行。成吉思汗还下旨，把他住的宫改名叫长春宫，派人去慰问他，诏书里写：“我老想着神仙啊，神仙也别忘了我。”

后来的人对丘处机和成吉思汗这段事儿评价特别高，尤其对丘处机，赞得不行。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教授说：“要说宗教对社会安定的作用，丘处机不光是道教史上的第一人，整个中国宗教史上都排第一。”说他这人“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史学界也这么说：丘处机凭着自己超高的见识和人格魅力，把成吉思汗打动了，让他少杀人、救百姓，这功德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