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利仁荣是怎么创制西夏字的-后人如何概括和赞美西夏字 (野利旺荣的妻子)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更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让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这人挺怪的，饱读诗书，接到圣令后，他好几年一直住在一座高楼里不出来。

野利仁荣创西夏字时，用了跟汉字类似的方块字形式，还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分，搞出一种“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那时候这新字叫“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它“河西字”，后人就叫它“西夏字”。后人还写了诗夸这西夏字：

西夏古国创文字，六种合成倍可佳。

对称互换会音意，反切长音妙如花。

黑水城出土了一本西夏文《孝经》，蝴蝶装，保存得还挺全，里面不少地方用朱砂笔改过。《孝经》全文是草书，笔画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的西夏草书代表作。

西夏字总共有6000多个，不管创字原则、结构，还是笔画、写法，都受汉字影响。笔画由点、横、竖、撇、捺组成，大多10画以上，常用字里6画以下的就占百分之一左右。

整个字笔画匀称，但局部撇笔、捺笔用得太多，所以西夏字四角往往比较饱满。这些特点让西夏字比汉字更像方块字，充分显了方块字的古典美。

西夏字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过楷书多用来刻印，行书、草书是日常手写，篆书主要用在印章和碑额。其他字体用得少，现在能见到的西夏字大多是工整的楷书。

西夏字大多是会意字，构形虽然复杂但有规律，掌握了组字规律就能批量认，识字效率比汉字还高呢。党项羌族把文字当生身父母，看得特别重。

文字从创制到用，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创制者更像组织者，所以受大家尊敬，野利荣仁就是这样的人。直到现在，内蒙古阴山西边的山岩上还有刻着“文字父母”的西夏题铭。

元昊一推行，西夏字在西夏境内很快就普及了，上到官方文书，下到日常记事，都用西夏字写。

西夏文写的、刻的书不少，现在存的也多。西夏学者写了好多著作，可惜大部分丢了，剩的不多。比如《音同》，也叫《韵统》，是西夏文的《同音字典》，现存最早的字书，研究西夏语音和字音特别重要。《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语言的工具书。还有《文海》《要集》《五音切韵》这些，都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党项羌族不到两百年就创出西夏文，编了这么多字典辞书，真挺让人惊叹的，说明他们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不低。

西夏字从创制到不用，用了快五百年。西夏灭亡后，西北地区还在用，元代地位还挺高，是六种官方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修的居庸关云台门洞里，刻了六种文字，就有西夏字。

河北保定出土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石幢，看来西夏字个别地方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间还在用。

但这么一种用了好久、范围又广的文字，后来居然成了没人认识的“死文字”。西夏字重新被人认出来，是清朝的事。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偶然发现的。张澍字伯瀹，号介候，武威人，这人博览经史，游过半个天下，当过好几个县的知县，对关陇文献特别感兴趣，写过《五凉旧闻》《姓氏五书》这些。

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回武威养病，有天约好友去清应寺玩。寺里有块碑亭，前后都用砖封着，当地传说不能开封，开了会有风雹之灾。但张澍求知欲强，请主持拆封，还许诺要出事他自己担责。

这么着，这块封了好久的碑才露出来。高碑一面刻的字方方正正，乍一看好像都认识，细看一个都不识，这就是西夏字和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吧，也说明西夏字和汉字是“孪生兄弟”。另一面刻着汉文，张澍通过汉文才知道这是西夏年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上那似识非识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张澍这发现不仅让文物重见天日，还让死了好久的西夏文重新被人知道，他算是第一个认出西夏字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