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中国认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敲开，中国人步履蹒跚地开始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的历史走向，同时也书写了近代...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这五大臣出洋分了两拨。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带队，带了43个随从，1905年12月11号从北京出发，第二年7月23号回来，主要看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另一路戴鸿慈、端方带队，33个随从，12月7号出发，8月10号回来，重点看了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顺道还逛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这些国家。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说起这五大臣，可不是一般人。《民报》当时就说，要么是“最亲爱之天潢”，要么是“极老成之卿相”。载泽是嘉庆帝曾孙，封镇国公；戴鸿慈是户部右侍郎；端方当过湖南巡抚；尚其亨、李盛铎也都是大官。更厉害的是他们带的随从，简直把京城里懂行的人都搜罗来了——《大陆》杂志说“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统计下来，两路考察团各有12个有留学背景的，占比不低。唐元湛、温秉忠是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是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戢翼翚、唐宝锷早稻田大学毕业，欧阳祺哈佛的，施肇基康奈尔的高材生。留学生入选，舆论界都挺高兴，《华字汇报》说欧阳祺长于公法，“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大公报》夸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其他随从也大多是搞经世之学的，像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勤训、夏曾佑、关冕钧、姚鹏图这些人。当然也有官宦子弟，比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看得出来官场对这趟出洋多重视。
清政府派他们出去的名义是“考求一切政治”，但明眼人都知道，核心任务是看各国的政治制度，给中国改不改、怎么改找依据。谕旨刚发，《申报》就把他们跟日本明治维新前的考察团比：“此一行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列国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时报》也说，跟以前不一样：“自同治以来通使诸国四十年矣，要皆以议约、报聘，专于外交，从未有以采风问俗为自强改革之资者。”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里说话更直白，羡慕欧美君臣平等：“观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他还解释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听着挺新鲜：“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得以为所欲为”乃自由之真谛，但不是“放纵无节之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不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他们全看了。
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规模大、规格高、考察国家多、考察范围广，算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次大动作。
推动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尤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环境越来越差，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五大臣出去那会儿，外交环境尤其紧张，中法关系因为南昌教案闹得僵，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又让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差点翻车。可奇怪的是，他们遍历各国，反而普遍受到热情接待，没被冷落。法国政府“并未以南昌教案为事”，美国政府“派员照料，接待甚优”，其他国家也都“推诚相待”。原因嘛，就像出使美国大臣梁诚说的：“我国家振奋图强，议行宪政，彼邦人士钦佩至诚，露于不觉。”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跟政、商各界广泛交往，是他们联络邦交的主要方式。载泽他们见日本天皇前，先把慈禧和光绪送的礼托式部官呈上。见面时，“(载泽)行鞠躬礼，读颂词，呈国书。日皇手受，答如礼，敬颂皇太后皇上安，辞意殷挚。礼毕，至凤凰间宴席”。戴鸿慈、端方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致辞里还“颂大伯理玺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罗斯福回话说：“余所以欢迎彼等者，盖欲显明吾美对待中国之真诚也。”又让端方带话给光绪：“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中国去。”在华盛顿，他们还见美国国务卿路脱，六十多人参加会见。端方演说时说想多学知识带给中国国民，路脱回应：“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收获满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纽约，他们参加亚细亚协会的宴会，二百多人里大多是纽约“有势力之商家”。
教育交流也是他们干得漂亮的一块。考察耶鲁、康奈尔、哈佛时，戴鸿慈、端方跟校方磨，硬是给中国留学生争取到了学额和费用资助，这事儿在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挺有名的。1908年端方派了15个人去，里面就有后来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还从剑桥、牛津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授予时致辞说：“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你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国，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将会伴随你们的考察之旅。殿下能够访问剑桥令我们倍感荣光，我们热切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以及国民，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载泽在日记里激动地记：“谦伯里区(即剑桥大学)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即博士学位)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耀。”国内舆论也高兴，《大公报》说这“洵可谓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
他们出去的各种交流活动，不单单是走个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外交手段，让中国和世界各国多了解了对方，联络了邦交，改善了国际环境。就像戴鸿慈在日记里写的：“相见日多，则相知亦深。”
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
五大臣出洋这一路，外国媒体盯得可紧了，不光报道行程，还分析他们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以及中国改革要面对的难题。
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1906年 芝加哥)
就说端方、戴鸿慈在美国的活动，见美国国务卿路脱、考察美孚石油公司，《纽约时报》都大篇幅报道。考察美孚石油公司那篇，不光写细节，还预言中国石油工业肯定要兴起来：“毫无疑问，中国有许多石油储藏而且终有一天被开发，石油迟早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正规行业，考察团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极有可能推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美国舆论对他们评价也挺高，《教育杂志》说：“以西方人都觉得忙乱的速度，中国代表团已经横跨了美国，并考察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情形，他们对这里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他们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品格，表明他们是其国民中的最上流一族，他们的确是对自由制度甚表认同的中国第一层级的政治家。”
外国媒体不光看行程，还盯上了清政府的政治动向，给改革出主意。载泽他们到东京后，《日本》杂志说他们是“视察我国宪政，以期改善国内政治体制”。《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跟日本改革不一样的地方是“满汉之界存乎其间”，预言革命派要跟政府闹冲突。《外交时报》发了日本有贺长雄的《清国政体之前途》，说中国要从君主亲裁变成立宪，得先看国民有没有立宪资格。《国民新闻》更直接，说中国搞宪政有两个毛病：一是排外太厉害，“欲屏拒外人”；二是只学文明外形，不懂精神。建议他们：搞开放进取；让国民多学政治知识；学政法学理，不能光模仿“表质文物”。这话国内《外交报》都点赞，说“抉吾国今日之弊”“其药石我也至矣”。英国《泰晤士报》说中国地方大、管理松，改革牵涉太多，“只能通过缓慢且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司葛司门报》说宪政“宜行之事自甚繁夥”，建议学界配合，“当有所预备，以待新政之设施”。《外交报》夸：“诚哉是言!盖在上者有所考察而归，在下者有所预备而应，则立宪之事乃易如反掌。”
日本大隈重信就说，要是中国这次变法不是掩耳盗铃，“外国人从此就看得起中国人了”。可以说，正是靠外国媒体的宣传，中国的改革新气象被世界看到了，国际形象和地位也跟着提上去了。这也说明一回事儿：一个国家要想让外人尊重、在国际上站住脚，光有实力还不行，得有想好好治理的决心，还得让人看到这股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