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刘晏为唐朝做了哪些财政改革 (对后世有哪些认识)

刘晏这人，唐代顶顶有名的理财专家。国家快撑不住的时候，老百姓也快活不下去，他硬是扛起来了，几十年没松过劲儿，天天琢磨怎么让国家缓过来。安史之乱后，他搞的那套财政改革，直接把大唐从泥坑里拽了出来，经济战线上，他绝对是条硬汉。

《三字经》里还专门提过他，“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这哥们儿七岁就当神童了，但历史上真正记住他的，可不是因为小时候聪明，而是后来给大唐立的大功。

刘晏活了好久，熬过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一直管着国家的钱袋子。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国家烂摊子一地，国库空得能听见回声，全靠他在经济这条线上硬刚。

老话儿说“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放唐朝也一样。不光是把山里的苹果运出来那么简单，更是怎么把东西高效运到该去的地方。唐朝主要靠水路运粮，但安史一乱，漕运全堵了，关中没粮食吃，粮价蹭蹭涨，老百姓饿肚子，社会肯定乱。这时候，刘晏就被推上来了。

764年，代宗让他管漕运。他头一件事就是疏通河道，目的就一个：把南边的粮食运到北边。以前运粮船直接从江南一路往北，可各河道情况不一样，经常翻船，粮食运到目的地时剩不下多少。

于是刘晏用了老办法，改直运为分段运，把全程分成四段，设中转站。江船不进汴水，汴船不进黄河，河船不进渭水，这样一来翻船的事少了，运粮效率高多了。

刘晏是理财的行家，该省的省，该花的得花。河道疏通了，运粮的人也得靠谱。他让军士来运粮，十船一队，军官押运。船工呢，以前是强征，后来改成雇佣。军官的升官发财和粮食有没有损失挂钩，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护着船。船工给高工资，他还建了十个造船厂，每艘船花一千串钱。

有人就说了，一艘船成本才五百串，你花一千，是不是太败家了？刘晏的理由特实在：你得让人家干活儿的人日子过得去，衣食不愁，他们给政府造的东西才能结实耐用。

后来他死了，其他官员接手，削减预算，船厂没钱赚，造的船越来越烂，一碰就坏，粮运直接停摆。你说他当初烧钱，其实是对了。

他这一套下来，每年水运粮食几十万石到一百万石，关中粮食供应稳了，国家安全有了。第一船粮到长安时，皇帝高兴坏了，亲自出城迎接，拍着他肩膀说：“爱卿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啊！”

西方经济学都说，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连马克思都讲“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所以收税没错，关键是怎么收。刘晏的理念有两个：先养民，再收税；收税别让人察觉。

什么叫养民为先？先把人搞多，把蛋糕做大。他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所以他不靠加税，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人口多了，生产多了，税源自然就广了。

取于无形呢？就是不直接收现金，从商品里收。他觉得“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老百姓最需要啥？盐。所以就在盐价里收税，让盐利变成财政大头。这跟管仲“官山海”一个道理，悄悄收了，老百姓还不生气。

他还懂两个道理：一是别让中间商赚差价，二是市场得有调节。中间商是谁？盐官。调节靠谁？政府。盐官越多，老百姓越遭罪，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盐官，收盐的卖给商人，商人爱运哪儿运哪儿，让市场自己说话。

但商人也爱挑便宜的，偏远地方运粮成本高，他们不去。刘晏就在这些地方设运盐官，政府把盐存那儿。有时候盐商没货，盐价涨了，政府就放库存压价，这叫“常平盐”。政府能赚钱，老百姓也不缺盐。

这招特管用。一开始海盐税收才四十万串，后来涨到六百万串，国库满了，老百姓也没觉得多掏钱。史家说他“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真不是吹的。

赈灾这事，刘晏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赞成白给。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所以灾年他先减税、必要的救济，主要用常平法，在灾区平价卖粮，稳住局面。这思想，当时可算超前了。

他刚当转运使时，全国才两百万户，财政收入四百万缗。到779年，户口涨到三百万户，收入一千三百万缗，盐利占一半多。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能缓过来，他功不可没。

唐朝刚经历安史之乱，啥都得从头来。这时候就缺个能收拾烂摊子、让国家重新运转起来的人。刘晏，就赶上了这个节骨眼。

刘晏搞经济就一句话：商机到处都是，看你怎么捡。他说自己“如见钱流地上”，这思路在当时可太先进了。他还主张“理财须以爱民为先”，休养生息，最后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用的办法是老祖宗的“均输”，但他给玩出了新花样，结合实际情况，用得那叫一个绝。

均输法最早是桑弘桑搞的，那时候各郡国得给中央进贡本地特产，运起来费老劲了，还经常坏掉。桑弘桑的办法是：在各郡设均输官，把贡品折成当地便宜的东西，运到别处高价卖。这样既减轻老百姓负担，国家还能赚钱。主要就三招：加强运输、搞价格信息网、低买高卖。刘晏呢，就根据这些，结合唐朝的情况，自己又加了点料。

第一招，搞漕运，省大钱。唐朝定都长安，人一多，粮食就不够吃，关中产不了那么多，全靠江南运。以前的漕运慢得要死，从江南到长安得八九月；运费贵得离谱，“斗钱运斗米”；路上损耗还大，每斗米要丢二升；还强征老百姓干活，怨气冲天。刘晏接手后，一一解决：保持河道畅通，造结实的大船，沿途设转运仓，培养专业船工，用专门的缆绳拉船。这一搞，从扬州到长安只要四十天，每年少损失二十二万石粮食，每石米运费降到七百文，还不用强征老百姓，让他们安心种地。他这雇佣船工的办法，其实就是让老百姓能歇口气，好好过日子。

以前的均输主要用在陆路，刘晏创新地用到水路，效果炸裂，解决了长安粮贵的问题，还培养了一批专业漕运队伍，相当于唐朝的“水上高铁”，把均输理论给发扬光大了。

第二招，改盐政，兴市场。刘晏是市场经济的高手。之前唐朝盐铁专卖，政府定价，市场没弹性，盐价高得离谱；盐官机构臃肿，花钱如流水。刘晏改成“民产——官收——官销”，盐官少了，行政成本降了；在全国13个产盐区设巡院，既打私盐，又护着有牌照的盐商；还搞“常平盐”，防止盐商囤货涨价。盐价下来了，商业活了，老百姓高兴，税收也涨了。原来盐利才六十万缗，后来变成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这改革效果，杠杠的。

第三招，行常平，养生息。刘晏对均输的大贡献，就是这个“常平”。不光盐搞常平，全国重要商品都搞，建常平仓，相当于现在的储备粮中心。还设了知院官，随时盯着商品价格，“贱增贵卖”，赚差价，平抑物价。这相当于他有个经济情报网，摸清行情了，既能赚钱，又能调节市场。

他还把农业和常平结合起来，“丰则贵取，饥则贱与”，防止“谷贱伤农”或“谷贵伤民”。灾年就多买粮食运到灾区平价卖，再用换来的土特产运到丰产区卖，既救了灾，让农民得了实惠，国家没亏，还刺激了生产。他总结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觉得“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所以他在各州县存了三百万石粮食备荒。

刘晏敢改过去只收钱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税制，搞“以养民为先”的财政，这影响可太大了，后世都记着他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