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被抓终身不用！古代对官员管得有多紧你知道吗 (青楼的凶手是谁)
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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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要被弹劾、免职。
古代各个朝代，对官员的私生活，也就是个人生活，一般都要盯得紧紧的。不光对官员的“公德”，连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私德”，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都管得严严实实。
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连“文臣之首”宋濂在家跟谁喝酒、聊啥，都门儿清。不光这样，宋濂退休后，在老家干啥、跟谁来往，是不是“本分”，朱元璋还惦记着，时不时问他孙子。所以宋濂在任时，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下班回家跟亲友聊天，绝口不提朝里的事，有人问起，他就指指墙上挂的“温树”两个字，啥也不说——意思就是连皇宫里的树都不能说，别提别的了！退休后，他闭门不出，不跟官场的人来往，在旁人眼里，活脱脱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本本分分的土财主。
各个朝代都想统治得稳当长久，所以一般都不希望官员道德败坏、贪腐，跟老百姓闹僵，自毁根基。为此，就得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包括私生活。同时，还得劝导官员都做本分官，别干违法乱纪的事。
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就是为这个写的。开头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从宋到清，这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喝公家的酒，能喝出罪来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不是想喝就能喝，想喝多少喝多少，更不能随便送人。有的官员贪杯又分不清公私，就会喝出罪；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
宋代王銍的《燕翼诒谋录》记载了公酒私用的例子：宋初规矩，“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官库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招待往来官员、上任罢任官员的，让他们换成银钱当旅费。官员想“睦邻”，拿公酒送邻州邻郡的，对方回赠公酒，都行。“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一手收，收到后以为是给自己的，那就大错特错，这酒还是公家的，必须交回国库。宋朝治平元年（1064），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在公酒上栽了跟头，他自首说私喝了邻州送的公酒，结果被贬为太常少卿。朝廷又下令禁止私喝别人送的公酒，收到的必须全交国库。有个叫祖无择的，因为把300小瓶公酒送了亲戚，被免去直学士职位，当“散官”（有官名没职事）。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因喝酒闹出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他当时当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一次祭神后，他和刘巽把公家废纸卖了，用“公钱”买酒请客，还找了乐妓奏乐唱歌。这事被他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知道了，王拱辰让人弹劾他俩，朝廷以“自盗”革了他们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被赶出京城的还有十多个知名人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说，当时“都下为之纷骇”。韩琦跟宋仁宗说，苏舜钦不过是“一醉饱之过”，轻点罚就行，革官不至于有这么大罪。用卖废纸的钱喝酒，居然闹这么大动静。
官员嫖娼被捉，终生不得录用
明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严，禁止用官妓、嫖娼。明太祖还现身说法，劝官员别被“声色货利”迷住。他在《明大诰》里写：破武昌灭了陈友谅，把他的妾带回后宫，“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就是说，收了陈友谅的妾后，自己都怀疑，这是好色还是气魄大？聪明人看得清。沉迷“声色货利”的人，“朝兴暮败”，败亡得快。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明朝超过前朝的一大方面就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官员嫖娼，在唐、宋、元都不算啥，但在明朝，要丢官，还永不录用。
明代王錡《寓圃杂记》写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唐、宋官妓害政，元朝更甚，官员被官妓“枕头风”一吹，就晕头转向，被牵着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还规定官吏嫖娼，罪比杀人轻一等，但遇大赦也终生不得录用。这么严打，一时“风清弊绝”。
又据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字凤阿，还是我家乡那个村子的先贤），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示枷。”嫖娼被捉，一晚罚银七分，这钱用来抓“帮嫖”的，还要带枷示众，多丢脸。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例子：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这人可能在海南惯了，在京期间还宿娼，事情败露后，被“谪戍”威远卫，遣去守卫。处分可不轻。
驸马走私，照杀不误
明太祖朱元璋有16个女儿，其中安庆公主洪武十四年（1381）“下嫁”欧阳伦。这欧阳伦品行不端，后来横行不法——皇帝选女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禁止私人卖茶，尤其禁止走私。欧阳伦多次派人走私茶叶出境，所到之处骚动。地方高官也不敢管。他家的家奴周保，仗着“我家主人是驸马爷”，更骄横，动不动就让有关部门征民间车辆，一次征几十辆。庞大的走私车队过河桥巡检司时，欧阳伦竟然打骂巡检司官员。
被打官员愤而向朝廷检举，明太祖大怒：“我才行一法，乃首坏之！”——驸马带头破坏“茶马法”，影响太坏。于是拿欧阳伦开刀，下令“赐死”。马皇后也不敢劝他免死，欧阳伦的家奴周保等都被处死。一百多年后，弘治十八年（1505），内阁大学士刘健跟明孝宗说起这事，感叹：“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这成了“敏感”话题，大家怕冒犯活着的皇亲国戚，都不提。
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的规定。古代贿赂里，有一种叫“雅贿”，就是送字画、古董，显得“高雅”，还方便接受，不容易被发现。“雅贿”多通过古董商进行：古董商把名贵字画、稀世珍宝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行贿的人再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账。这方式太诡秘，朝廷知道后，为防范“雅贿”（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清朝禁止官员进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说：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个侍郎（“副部级”），偶尔去北京琉璃厂坐坐，就被御史弹劾，丢了官赋闲在家，还被众人唾弃。
据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们，不逛古玩店了，“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送银子叫“太平钱”，还有“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是因为官员经商腐败，不是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万众皆叛也”。
官员出书营私，摘乌纱帽
古代官员写书刻书可以，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权强买强卖，违者严惩。
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写：祁寯藻当江苏学政时，“以自己所刊各书，命诸生买读”。徐松当湖南学政时，也硬规定诸生（秀才）买他刻的书读。两人利用职权把自己写的书定为必读“教材”，强行摊派，要人手一册。结果被弹劾，革职处分。刘声木说，徐松“虽以精于西域与地水道之学，著名当时，号称绝学，然以自己所刊书，勒诸生买读，迹近贪利”——刻书向学生摊派，跟贪利差不多。学政是高官，由朝廷在侍郎、翰林等中选进士出身者简派，负责生员考课，三年期间跟总督、巡抚平级。徐松还是知名西域地理、水利学者，可惜为了出书营利被免职。两人出书牟利不择手段，斯文扫地，结局悲惨。
京官外放，怎么赴任有规矩
京官改地方官，怎么上任，不是官员自己说了算，有统一规定。接到委任状后，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债置办衣物、娶妻买妾，赴任时不许绕道回家。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说，明朝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说：本朝老规矩，京官选外官，必须随即领凭证赴任。近来外放官员离开京城后，多偷偷返回，借贷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再绕道回家。从今起，外放官员限五日内领凭证，拖延过半月不辞别出城的，送司法机关治罪；出城后又潜回的，降级使用；迟到一年以上到任的，革职为民。
《典故纪闻》又载：明朝正统年间，监察御史时纪被派往陕西，私自绕道回家，还勾结长垣县丞萧即之，强娶民间女子为妾。明英宗得知后，认为“背违礼法，有玷风纪”，下诏逮捕时纪，送司法机关惩处。
明朝为啥要规定外放京官必须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不得返回、不得借债？因为明朝官员俸禄比唐宋低，上任路费自己掏。下级官员出不起路费的不少。外放官员在京拖延不走，置办衣物甚至娶妻买妾，开销大，势必借高利贷。明朝高利贷月息高达5%，官员上任时债主跟着到地方天天逼债，再威风的官员在债主面前也成“孙子”。为还债，官员就要搜刮民财、贪赃枉法。所以朝廷作出这些规定，防止贪腐。至于不许出差官员绕道回家，是怕他们跟家乡“父母官”串通干坏事。明朝这制度设计，对官员可能严苛，但不是没道理。
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就是为这个写的。开头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从宋到清，这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喝公家的酒，能喝出罪来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不是想喝就能喝，想喝多少喝多少，更不能随便送人。有的官员贪杯又分不清公私，就会喝出罪；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
宋代王銍的《燕翼诒谋录》记载了公酒私用的例子：宋初规矩，“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官库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招待往来官员、上任罢任官员的，让他们换成银钱当旅费。官员想“睦邻”，拿公酒送邻州邻郡的，对方回赠公酒，都行。“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一手收，收到后以为是给自己的，那就大错特错，这酒还是公家的，必须交回国库。宋朝治平元年（1064），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在公酒上栽了跟头，他自首说私喝了邻州送的公酒，结果被贬为太常少卿。朝廷又下令禁止私喝别人送的公酒，收到的必须全交国库。有个叫祖无择的，因为把300小瓶公酒送了亲戚，被免去直学士职位，当“散官”（有官名没职事）。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因喝酒闹出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他当时当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一次祭神后，他和刘巽把公家废纸卖了，用“公钱”买酒请客，还找了乐妓奏乐唱歌。这事被他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知道了，王拱辰让人弹劾他俩，朝廷以“自盗”革了他们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被赶出京城的还有十多个知名人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说，当时“都下为之纷骇”。韩琦跟宋仁宗说，苏舜钦不过是“一醉饱之过”，轻点罚就行，革官不至于有这么大罪。用卖废纸的钱喝酒，居然闹这么大动静。
官员嫖娼被捉，终生不得录用
明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严，禁止用官妓、嫖娼。明太祖还现身说法，劝官员别被“声色货利”迷住。他在《明大诰》里写：破武昌灭了陈友谅，把他的妾带回后宫，“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就是说，收了陈友谅的妾后，自己都怀疑，这是好色还是气魄大？聪明人看得清。沉迷“声色货利”的人，“朝兴暮败”，败亡得快。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明朝超过前朝的一大方面就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官员嫖娼，在唐、宋、元都不算啥，但在明朝，要丢官，还永不录用。
明代王錡《寓圃杂记》写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唐、宋官妓害政，元朝更甚，官员被官妓“枕头风”一吹，就晕头转向，被牵着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还规定官吏嫖娼，罪比杀人轻一等，但遇大赦也终生不得录用。这么严打，一时“风清弊绝”。
又据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字凤阿，还是我家乡那个村子的先贤），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示枷。”嫖娼被捉，一晚罚银七分，这钱用来抓“帮嫖”的，还要带枷示众，多丢脸。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例子：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这人可能在海南惯了，在京期间还宿娼，事情败露后，被“谪戍”威远卫，遣去守卫。处分可不轻。
驸马走私，照杀不误
明太祖朱元璋有16个女儿，其中安庆公主洪武十四年（1381）“下嫁”欧阳伦。这欧阳伦品行不端，后来横行不法——皇帝选女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禁止私人卖茶，尤其禁止走私。欧阳伦多次派人走私茶叶出境，所到之处骚动。地方高官也不敢管。他家的家奴周保，仗着“我家主人是驸马爷”，更骄横，动不动就让有关部门征民间车辆，一次征几十辆。庞大的走私车队过河桥巡检司时，欧阳伦竟然打骂巡检司官员。
被打官员愤而向朝廷检举，明太祖大怒：“我才行一法，乃首坏之！”——驸马带头破坏“茶马法”，影响太坏。于是拿欧阳伦开刀，下令“赐死”。马皇后也不敢劝他免死，欧阳伦的家奴周保等都被处死。一百多年后，弘治十八年（1505），内阁大学士刘健跟明孝宗说起这事，感叹：“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这成了“敏感”话题，大家怕冒犯活着的皇亲国戚，都不提。
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的规定。古代贿赂里，有一种叫“雅贿”，就是送字画、古董，显得“高雅”，还方便接受，不容易被发现。“雅贿”多通过古董商进行：古董商把名贵字画、稀世珍宝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行贿的人再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账。这方式太诡秘，朝廷知道后，为防范“雅贿”（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清朝禁止官员进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说：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个侍郎（“副部级”），偶尔去北京琉璃厂坐坐，就被御史弹劾，丢了官赋闲在家，还被众人唾弃。
据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们，不逛古玩店了，“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送银子叫“太平钱”，还有“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是因为官员经商腐败，不是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万众皆叛也”。
官员出书营私，摘乌纱帽
古代官员写书刻书可以，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权强买强卖，违者严惩。
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写：祁寯藻当江苏学政时，“以自己所刊各书，命诸生买读”。徐松当湖南学政时，也硬规定诸生（秀才）买他刻的书读。两人利用职权把自己写的书定为必读“教材”，强行摊派，要人手一册。结果被弹劾，革职处分。刘声木说，徐松“虽以精于西域与地水道之学，著名当时，号称绝学，然以自己所刊书，勒诸生买读，迹近贪利”——刻书向学生摊派，跟贪利差不多。学政是高官，由朝廷在侍郎、翰林等中选进士出身者简派，负责生员考课，三年期间跟总督、巡抚平级。徐松还是知名西域地理、水利学者，可惜为了出书营利被免职。两人出书牟利不择手段，斯文扫地，结局悲惨。
京官外放，怎么赴任有规矩
京官改地方官，怎么上任，不是官员自己说了算，有统一规定。接到委任状后，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债置办衣物、娶妻买妾，赴任时不许绕道回家。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说，明朝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说：本朝老规矩，京官选外官，必须随即领凭证赴任。近来外放官员离开京城后，多偷偷返回，借贷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再绕道回家。从今起，外放官员限五日内领凭证，拖延过半月不辞别出城的，送司法机关治罪；出城后又潜回的，降级使用；迟到一年以上到任的，革职为民。
《典故纪闻》又载：明朝正统年间，监察御史时纪被派往陕西，私自绕道回家，还勾结长垣县丞萧即之，强娶民间女子为妾。明英宗得知后，认为“背违礼法，有玷风纪”，下诏逮捕时纪，送司法机关惩处。
明朝为啥要规定外放京官必须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不得返回、不得借债？因为明朝官员俸禄比唐宋低，上任路费自己掏。下级官员出不起路费的不少。外放官员在京拖延不走，置办衣物甚至娶妻买妾，开销大，势必借高利贷。明朝高利贷月息高达5%，官员上任时债主跟着到地方天天逼债，再威风的官员在债主面前也成“孙子”。为还债，官员就要搜刮民财、贪赃枉法。所以朝廷作出这些规定，防止贪腐。至于不许出差官员绕道回家，是怕他们跟家乡“父母官”串通干坏事。明朝这制度设计，对官员可能严苛，但不是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