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而明代又为何不可能出现 (唐代出现了藩王吗)

朱元璋刚建大明那会儿，基本沿用了元朝的制度。朝廷里头设了个中书省，管着六部，全国的大事小情都归它管，权力大得很。地方上呢，又设了行中书省，各地的军务、政务都归它管。

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找个“谋反”的罪名杀了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接着就把中书省给废了，把它的权力分给了六部。地方上呢，也跟着改革，搞了个“三司并立”：承宣布政使管政务，按察使管刑狱，都指挥使管军务，代替了原来的行中书省。

三司这么一搞，确实解决了唐朝末年、五代十国那种藩镇割据的老毛病，也把宋朝、元朝地方权力太重的问题给治了，中央集权一下子稳多了。可没想到，又冒出个新问题——“三个和尚没水吃”。

就拿明朝一直头疼的流民问题来说吧。这些人本来都是有户口的民户或者军户，按理说，解决他们的问题，该布政使和都指挥使出头。可等他们聚在一起变成盗匪，又好像该按察使来管。要是规模再大点，开始攻打抢掠州县了，那又得都指挥使带着兵去平叛。

结果呢？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都不想担这个责，都觉得这是另外两家的事，跟自己没关系。而且这三司谁也不归谁管，谁也使唤不动谁。

这下朝廷可愁坏了，三司互相踢皮球，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没办法，朝廷只好派个人去协调这三司一块儿管事。这就是明朝巡抚制度的开头。

刚开始，巡抚就是个临时工，有事才派出去，事办完了就得回朝廷。可这么一来，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个新问题：比如这边事儿还没完，那边又出事了，得再派人；或者巡抚刚办完事往回走，半道上当地又出乱子，他又得折返回去。时间长了，朝廷嫌麻烦，派出去的巡抚也苦不堪言，一出去就是三五年回不了家。

最后，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宗朱祁钰在景泰四年下令，把巡抚和各地的镇守文官合并成一个官，还叫巡抚，让他能管着三司，常驻地方。

表面上看，明朝的巡抚和唐朝的节度使好像差不多，都是管着一地军政的大官。可往后发展，这俩人却走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巡抚成了常设官后，朝廷总想着给他削权。一开始，跟巡抚一块儿设的还有总兵和镇守中官，虽然巡抚能管着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三司，但有总兵和中官盯着，巡抚的权力其实挺小。可后来武将地位越来越低，镇守中官时有时没有，巡抚的权力又慢慢大了起来。

朝廷一看这情况，又设了个巡按御史，常驻地方。巡按御史官不大，但代表朝廷盯着地方，对巡抚的制约作用挺大。特别是嘉靖以后，朝廷又派总督到各地，这下对巡抚的控制就更严了。

而且，巡抚和其他地方官的升官、赏罚都归吏部管，巡抚自己说了不算。军事上，他得拿到兵部发的令旗才能调动兵马。这么一层一层地卡着，不停地分权，明朝的巡抚虽然是地方大官，但根本没能力自己割据一方。

再看看唐朝的节度使。刚设那会儿，就是个军事统帅，主要管着防备外敌，不管地方的民政。可后来，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慢慢把一地的军、民、财、政全包了，辖区内的刺史都得听他的，他自己还兼任驻地的刺史。

安史之乱后，朝廷对节度使的控制更弱了。节度使不仅管着一道或几州的军政、官吏任免、将士赏赐、收税，还实际独立了，死了儿子就接班，自己搞世袭，自称留后，根本不等朝廷命令。这么一来，节度使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

这么一对比，唐朝节度使和明朝巡抚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唐朝闹出了藩镇割据的乱子，明朝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