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宋朝传奇皇后曹皇后是怎么垂帘听政的 (爱恨北宋)

那是个不寻常的夜晚。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了!这可把平时习惯了文治的仁宗皇帝给整紧张了，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宫门，保护仁宗，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这一点非常聪明，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

就这么一夜，曹皇后在史书里活脱脱成了个传奇人物。

第一次变法的旁观者

宋仁宗有三个皇后：第一个郭皇后，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而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是第二任皇后曹氏。

在北宋，许多皇后和妃子系出平民。曹皇后的出身，可以说是非常高贵了——她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说起来，大多数时候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也就那回“夜半平宫乱”，才露了她将门虎女的真本事，仁宗皇帝看了都直佩服。

有个显赫的娘家，对皇后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外戚干政，是所有帝王都小心提防的。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其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辞去军职。

在朝廷，曹家没一个当大官的，后宫里呢，皇后也从没跟谁争过宠。张贵妃仗着得宠，越礼提出要借皇后的仪仗出游，曹皇后并不介意。结果张贵妃得意洋洋回宫跟仁宗显摆，仁宗一听就火了，狠狠骂了她一顿，说她不懂规矩。

可一旦涉及到国家问题，曹皇后就特别较真。“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兴致勃勃，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灯火阑珊处”的元宵气氛。曹皇后觉得这样做一来铺张浪费，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最后仁宗只得取消计划。多年以后，她对孙子宋神宗回忆这段皇室夫妻的生活时，说道：“我以前听到了民间的疾苦，一定会告诉皇帝，仁宗皇帝听了我的话，也常常会颁发赦令。”

轰轰烈烈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就是在仁宗支持下搞起来的。这时候，曹皇后其实提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了日后她极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

脆弱皇权的保护者

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

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顺利。仁宗没儿子，继承人空悬多年，皇族和大臣暗潮涌动，各有人选。自幼被曹皇后养在宫里的赵曙，当太子的位置一直悬着，不太稳当。就算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这位置也不牢靠。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的政局，却因为两个人平稳过渡了。

一个是宰相韩琦;另一个，就是刚升为太后的曹氏。

仁宗死的时候，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哭得哇哇叫，她忍着眼泪站起来，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都装作仁宗还活着的样子。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进宫。两人安排妥当，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

但事情还没完，英宗就病了。

这皇帝在宫里提心吊胆十多年，顶不住了，精神出问题了。仁宗大殓那天，他神志不清地到处跑，连丧礼都进行不下去。韩琦没办法，只能跟曹太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

跟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一样，曹后深受丈夫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拿不准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大家一起商量。对她来说，垂帘不是权力，是责任。

垂帘一年，朝政井井有条，两朝交接总算平稳渡过。英宗康复后，她才还政，重新躲回深宫。

第二次变法的平衡者

纵观北宋历史，后宫女性真正能插手政治，基本都是在当太后的时候。

身为母亲，曹后是难过的。英宗在位四年就没了，短暂得让人觉得她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但英宗皇位确实立住了，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不用跟人争皇位，又得到祖母悉心栽培，心里装着万张蓝图，想搞个盛世强国。

曹后看着孙子当上皇帝，本来挺欣慰。可没过几天，她就懵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居然跟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非要搞变法不可。

这时候，朝里还有不少“庆历新政”的老臣。但这些人亲身经历过激进改革的苦，后来也尝过仁宗温和路线的甜，所以王安石更激进的变法方案一出来，他们反而不支持了。

神宗和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能另找新人。但这些新人里，不少是想钻空子捞油水的，或者为了爬仕途走捷径的。结果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卡壳了——大臣反对，百姓也跟着反对。

王安石喊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把“国是”的争论掀起来了。这信号可危险，朝廷快成“一言堂”了，容不下不同声音。

曹后待在宫里，最怕的就是朝廷变成“一言堂”。政令改了，影响是一时的;政风坏了，后患无穷。她终于忍不住开口：“新法有毛病，现在民间对青苗法和募役法怨气很大，皇帝难道不该想想吗?”说着说着，她眼泪都下来了。

政策上劝不动，曹后就开始在人事上发力，想维持朝政平衡，别让改革派一家独大。

1079年，欧阳修、韩琦、富弼这些名臣因为反对变法被贬之后，闹得满城风雨的“乌台诗案”爆了，苏轼就因为诗里有几句不满变法的，被抓进去了。

那年冬天，快死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床前：“当年仁宗在科举里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找到两个宰相之才了。’现在苏轼入狱，你怎么知道不是仇人陷害呢?就算他诗写得不对，也只是小错，不能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的王安石，曹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确实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要是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话说完，曹后就在开封走了，这场改革的戏，也算落幕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作为女人，她的角色确实受限，但当一群士大夫为了自己的主张吵翻天时，深宫里的曹后却能保住双方的精锐力量，给后世留下一批人才。这份远见，让人没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的贡献。

六年后，宋神宗也带着遗憾死了。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第二个曹后，高后心胸和头脑都不行，她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把变法派全贬了。后来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叛逆，又全盘反对祖母，要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第二个王安石。这么来来回回，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政见，只有党争越来越深，“国是”被改来改去。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