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中国认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晚清那会儿，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硬生生撞开，国人这才跌跌撞撞开始往外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啥样。就在这摸索的当口，1905到1906年，五大臣出洋这事儿，不光搅动了清末的政局，还在中外关系史上重重抹了一笔，成了义和团之后，中国真正想认识世界、跟外面打交道、给世界递改革名片、提升国际地位的大事。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五大臣出洋，分了两拨人走。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带队，带着43个随从，1905年12月11号从北京出发，第二年7月23号回来，主要看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另一路是戴鸿慈、端方带队，33个随从，12月7号出发，8月10号回来，跑的国家更多，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是重点，还顺道去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这些地方。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说到这帮大臣的人选，革命派的《民报》当时就说，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皇亲国戚），就是“极老成之卿相”（老成持重的大官）。确实，载泽是嘉庆帝的曾孙，封了镇国公；戴鸿慈是户部右侍郎；端方当时是湖南巡抚；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李盛铎还当过出使日本的大使。更厉害的是他们挑的随从，几乎把京城里懂行的人都搜罗来了。统计下来，两路考察团里留过学的各有12个，占比不低。比如唐元湛、温秉忠是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是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他们几个在早稻田留过学，欧阳祺是哈佛的，施肇基上过华盛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当时留学生能入选，大家还挺高兴，《华字汇报》说欧阳祺精通国际法，这趟考察宪法肯定能发挥特长；《大公报》夸陆宗舆研究政法多年，考察各国政治肯定有实效。其他随从也大多是学以致用，比如熊希龄、吴宗濂这些人。当然，官宦子弟也不少，像邓邦述（邓廷桢的曾孙）、李焜瀛（李鸿藻的儿子），都跟着去了，看得出来朝廷对这趟出洋多重视。

清政府派他们出去，名义上是“考求一切政治”，但说白了，主要就是去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给中国改不改、怎么改找参考。当时媒体也懂这个，《申报》一看消息就说，这事儿跟日本明治维新前岩仓具视他们考察欧美一样；《时报》也点出不同，以前通使都是去谈判、拜访，没像这样专门为了改革去“采风问俗”的。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里写得更直白，说欧美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宛如宾友”，让人羡慕。他还解释了自由和平等——自由不是想干啥就干啥，是“在权利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平等是“上到王公下到百姓，只要不是奴隶，都有自主权，权利都一样”。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市政，他们也看了个遍。

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这五大臣出洋，规模大、规格高、跑的国家多、考察的范围也广，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这么主动、这么认真地去认识世界。

推动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尤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环境越来越差，国际地位一落千丈。1905年他们出去的时候，情况更糟，中法因为南昌教案闹得挺僵，抵制美货运动也让美国头疼。可奇怪的是，考察团到了各国，没受冷遇，反而挺受欢迎。法国没提南昌教案的事，美国政府派专人照顾，接待得特别好，其他国家也都“推诚相待”。后来出使美国的大臣梁诚说透了原因：“中国想振作，要搞宪政，人家是真佩服。”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跟政界、商界多打交道，是他们联络感情的主要方式。载泽他们见日本天皇前，先把慈禧和光绪送的礼物交给式部官。见面时，载泽鞠躬、读颂词、呈国书，天皇也礼貌接收，还问候了太后和皇上，挺客气的。戴鸿慈、端方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致辞里还祝他“福寿康强”，罗斯福回话说欢迎他们，是“想表达美国对中国的真诚”。他还写信给光绪，说考察团把中国的友谊带到美国，也请他们把美国的友谊带回中国。在华盛顿，他们还见了美国国务卿路脱，六十多人一起参加。端方说想多学点知识带回中国，路脱回应：“希望你们收获满满，因为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在纽约，他们参加亚细亚协会的宴会，二百多人里大部分是纽约有势力的商人。

教育交流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戴鸿慈、端方考察耶鲁、康奈尔、哈佛时，跟校方商量，真的争取到了留学名额和资助，这在近代教育交流史上算段佳话。1908年端方派了十五个人去，里面就有后来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还拿到了剑桥和牛津的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在授予典礼上致辞，说他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使命很重，能来剑桥很荣幸，希望以后两国能和睦相处。载泽在日记里记，剑桥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博士学位是最高荣誉，不是品学兼优的人不给外国人，能拿到特别光荣。国内媒体也跟着高兴，《大公报》说这事儿“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

他们这趟出去的各种交流，不单单是走个过场，而是实打实的外交手段。让中国和世界更了解了彼此，联络了感情，改善了国际环境。戴鸿慈在日记里写：“相见日多，则相知亦深。”

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

五大臣出洋，国外媒体盯得可紧了，不光报道行程，还琢磨这事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以及改革会遇到的难处。

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1906年 芝加哥)

就说他们在美国的考察，见国务卿路脱、考察美孚石油公司，这些《纽约时报》都大篇幅报道了。说他们考察美孚石油时，还预言中国石油工业早晚能兴盛起来，他们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推动中国石油发展。美国媒体对他们的态度评价也不错，《教育杂志》说他们以让人忙乱的速度横跨美国，对什么都感兴趣，举止温文尔雅，是“中国第一层级的政治家”，对自由制度挺认同的。

媒体不光看行程，还盯着清政府的动向，给改革出主意。载泽他们到东京后，《日本》杂志说他们是来“视察宪政，改善国内体制”的。《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改革跟日本不一样，有“满汉之界”，预言革命派会和政府冲突。《外交时报》登了有贺长雄的文章，说中国要从君主专制变君主立宪，关键是国民能不能达到立宪国民的资格。《国民新闻》点出两大毛病：一是排外思想重，想赶走外国人；二是只喜欢文明的表面，没学精神。还提出三策：开放进取、国民政治知识进步、学政法学理别只学表面。国内《外交报》说这论“抉吾国今日之弊”“药石我也至矣”。英国《泰晤士报》说中国太大，改革只能慢慢来。《司葛司门报》说学界该配合政府“有所预备”。《外交报》夸：“诚哉是言!盖在上者有所考察而归，在下者有所预备而应，则立宪之事乃易如反掌。”

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说得对，如果中国这次变法不是做样子，“外国人从此就看得起中国人了”。可以说，正是靠外国媒体的宣传，中国的改革新气象被世界看到了，国际形象和地位也跟着提上去了。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一个国家想被世界尊重，光有实力不够，还得有想变好的决心，让人看到你变好的样子。